“几千年来的哲学就好比是对理性的一首唯一的赞美诗——尽管它也时常误以为自己是一种完成了的知识,尽管它也时常堕落为无理性的理智(Verstand),因而时常反过来错误地蔑视理智,尽管它也时常被人憎恶,视为人类的一种特别的负担,因为它不让人安宁。”然而,对理性的赞扬,正被一场逃避理性的盛宴所取代。理性不再被视作人类的本质,人不再是理性的存在,相反,理性成了被攻击、被否弃与排斥的对象;理性不再被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相反,理性成了压抑与强权的代名词:对理性的信仰让位于对理性他者的赞誉,危机成了理性在这个时代的常见写照。显然,理性成了问题,而作为问题存在的理性,并不是现代与后现代论争的发现,毋宁说它只是凸显了理性存在的问题。理性有着自身发展的逻辑,理性所展示的现当代难题及其困境,源自于理性对自身的最初的设定,源自于启蒙时期的理性沉淀所内涵的理性分裂的可能性及其矛盾性。这种对立与统一在内容上表述为逻各斯(理性)与奴斯(非理性),在理性形态上展示为理论理性(工具目的理性)与实践理性(价值理性)的对立与统一。后现代对理性的叛逃,其实只是对理性自身的分裂的片面的展示与强调,只是对分裂中的理性自身的非此即彼的否定与肯定。理性所面对的危机的出路固然不会是从分裂的一端走向另一端,相反,应是超越,是重建理性的和解,重咏理性的赞美诗。纵观理性的发展脉络,理性自身显露出两条清晰的线索:一方面,理性问题有一个从理论的自身意识向实践的自身意识发展的线索;有一个以理论理性为先导向实践理性的让渡;由理性内在的“思”向外在的“看”的转换的线索。现代哲学视域下的理性,不再从自身之中去为理性的实践寻求基础,而是在实践的自身意识中去寻求理性的根基。理性在思维层面,实现了由反思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变;另一方面,伴随着上述线索的发展,是一个从个体自身的意识向群体的、社会的、乃至整个人类的自身意识的发展线索。理性不再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自我的独白式的演绎,而是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表现为一种交往的合理性,对个体真实性的否定并不导致对群体的、交互的主体的或社会的真实性的否定。真实性的位置只是从“自身”被挪移到了“之间”。理性在实践层面,实现了由主体性排他性向主体间性的交谈性转变。理性所蕴含着的两条线索体现在自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到哈贝马斯这一理论进路之中。本文亦选取他们对理性的批判与发展,作为本文论证的理论来源。这在两方面体现了他们对本主题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该一进路很好地展示了理性内在演绎的发展线索;另一方面,其对理性问题本身的探讨,为解决理性的现代困境提供了富有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支持。具体言及本文,本文分四个部分陈述与论证了自己对这一选题及其价值与意义的追求。第一部分,简要地概括了启蒙理性所发展的实效及其困境,阐述了启蒙理性的困境的根源在于对理性的狭隘理解,在于理论理性的主导地位,导致工具理性的滥觞,人类意义世界的遗忘;第二部分,分析了康德的理性悖论问题,指出了其对理性困境求解的无力,在于其对理性的知性把握,其虽然为人类的信仰与自由留有了余地,但因庸于知性的局限性其只是在彼岸世界实现了它。黑格尔意识到正是对理性的知性理解导致了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黑格尔超越了知性的局限性,重新设定了理性的内涵,发掘了理性内在的逻各斯与奴斯因素,通过对二者的对立与统一的调解,有效地解决了理性的片面性问题,然而,黑格尔的理性和解只是在理论的自身意识之中的和解,其仍未能真正解决理论与现实相分裂的问题,理性的和解只是在观念中的和解;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观,马克思将在黑格尔那里的理性和解放入到实践的领域,其超越了黑格尔意识哲学的局限性,将理性矛盾的和解融入到了人类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中,在对世界的改造过程中实现了理性的真正和解;第四部分,阐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追随了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并以交往行为改造和取代了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试将理性的和解建立在新的实践中介之上,显然,哈氏有误解马克思的劳动实践的地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其交往理论较之马克思的有所退步,但其对主体间的交互理解,对理性的现实和解具有积极的意义。最后,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简单回应了对本文理性重构的努力,认为对理性的真正和解在于重回马克思对理性和解的努力,重新解读马克思所开创的新唯物主义路线对理性悖论解决的理论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