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留下了各种样式的文献和记载，以作为印证和检讨自身存在的参照，使文明得以传承。　　但是，犹如约翰·拉斯金（英）所说:“伟大民族以三部书合成其自传:记载行为之书、记载言论之书和记载艺术之书。欲理解其中一部必以其他两部为基础，但尤以艺术之书最值得信赖。”　　而“艺术之书”也浩如烟海，因此，本论文把目光主要锁定在深深扎根于生活土壤、代表现实主义艺术极致的纪录片上。　　纪录片是影视艺术中一种特定的体裁和形式，以活动影像为媒介，对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军事领域的事件或人物）及自然事物进行纪录，对非虚构内容进行表现。真实是纪录片最基本的要求和前提，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真实的细节、真实的环境、真实的空间，这“五真”，成为纪录片创作的基本原则。　　今天，随着轻型摄录设备、数码编辑系统等高新技术的日益发达，纪录片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影视形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在“纪录片的社会”。纪录片拥有其它形态影视作品无法取代的独特魅力，拥有认知世界和自我的强大功能，是富有启发性的艺术。丰富多彩的纪录片作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着人们对世界与自我的认识，甚至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　　但是，在“娱乐工业”或日“节目工业”大行其道的今天，“休闲”与“娱乐”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响亮的广告语，纪录片的重要意义虽然正在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离它的真正价值还很远。　　在中国，尽管有自己专门生产纪录片的制片厂——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各级电视台的各种纪录片栏目，但是对纪录片的研究，起步比较迟，只有当纪录片《望长城》在中国引起轰动，以及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开播，纪录片的理论研究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可喜的是，近10多、20年来，人们已经对纪录片研究做出许多成绩。一是对外国纪录片研究的译介颇有成绩。从单万里编写的《纪录电影文献》一书，即可看出我国近年来翻译的外国纪录片重要文献，已呈可观之势。二是形成了一支可观的纪录片研究队伍。在国内，涌现出一批卓有建树、有一定知名度的纪录片研究专家、学者。三是各种学术期刊、杂志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关于纪录片的论文。　　以前的这些研究，译文也好，论文、专著也好，涉及到了纪录片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纪录片的真实、纪实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综合来看，中国纪录片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更多的是借用国外的理论，往往集中在真实、纪实等问题上讨论，缺少新的视角、缺少新理论的运用成为当前突出问题，也造成了纪录片研究的难以深入与拓展。所以，当前我国纪录片研究需要新的思想，更新理念，寻求新的研究空间。　　笔者认为，关于纪录片与历史的关系，特别是纪录片（或者说其影像）对历史传播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而社会发展到今天，所谓读图时代、影像时代，影像与历史已无法分开。　　系列片《百年中国》总撰稿、《在历史现场》总编导肖同庆曾说:“没有影像参与的历史写作是不完整的，影像的缺席是一切历史叙述体系最致命的遗憾。影像资料的开掘、展示和编辑，甚至有可能颠覆许多文字历史体系。毕竟，影像的最无法隐瞒的直观性，是再生动的文字叙述都难以企及的。”　　本论文写作的目的即试图从纪录片与历史传播这一全新的角度探讨纪录片理论与实践，拓展纪录片研究的新空间，希望对影视界、历史学界均有所裨益。　　论文中，笔者认为，影像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像时代的今天，其意义更是不可替代。其中，纪录片以其特有的真实性品质，成为时代的真正档案和活动的历史。纪录片对历史的记录和传播不仅可以弥补文字的不足，而且更具有真实可靠性。文章还针对高科技数码影像以假乱真的情况，探讨了纪录片影像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认为真实与虚构是人类永恒的两极渴望，纪录片不会消亡，因为人类永远需要真实。最后，笔者提出，由于摄录编设备的普及化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应该提倡和树立现代社会大众“书写”影像历史的意识，这对社会与历史更丰富更全面地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纪录片影像文化是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纪录片影像的真实性与历史品格的分析，无疑是一条科学的路径，这对纪录片的创作、欣赏、批评都会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增强纪录片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有重要启示作用。　　具体而言，文章的框架结构如下:　　绪论，分别对纪录片与影像作了简要说明和阐释。　　第一章，有关影像与历史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主要梳理了其研究历史，强调了在当代，随着海登·怀特对“影视史学”的提出，这个对影视界和史学界来说都值得探讨和挑战的问题日益提上议程，而在纪录片研究领域里，对于纪录片（或者说其影像）与历史传递之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填补这个空白。　　第二章，纪录片影像:信息时代传播历史的必然途径。首先，论述了图像时代来临，图像（或者说影像）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纪录片真实影像的出现，给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力与震撼力。其次，说明历史要传递，仅有文字记录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时代的进步，渐渐将影像推到历史研究的中心，这是历史研究与传递的需要。再次，纪录片作为媒介，将档案、文物、历史、影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艺术地再现历史，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最后，说明纪录片的本质特征、影像的特性决定了纪录片能有效传播历史。　　第三章，纪录片:影像对历史的传播。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肩负着它的“头等重要的使命——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增进人类互相的了解”，满足人们了解世界以反观自身的愿望。本章分别对新闻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文献纪录片、人文社会纪录片、自然科技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进行了考察。　　第四章，纪录片与历史真实:影像并不必然导致历史失实。影视的发明、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使纪录成为可能。传统影视都是建立在“真实”——被摄物和它的照片之间有着本体的同一性的基础之上的。如今，高科技的出现、数码影视的制作，使得“被摄体”的概念有可能消失，传统影视的观念:原物被逼真地重现出来的观点受到了挑战。随着现代科技的渗透，摄影机变得会“撒谎”了，现在的影像也可以做假，表面化的高科技视觉谎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更加真假难辨。因此，本章分别考察了纪录片作为艺术，其自身的特性:主体性、时代性、艺术性以及真实性等，得出结论:现代社会是数字化时代、多媒体时代，高科技手段能不留痕迹地以假乱真、伪造真实，但是，高科技手段也能更为有效地彰显真实、捍卫真实，影像并不必然导致历史失实。　　第五章，建构影像传播历史的大众意识——大众书写历史。在这一章里，首先阐明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广大人民群众才是传播过程中最积极、最主动、最有活力的因素。接着，论述纪录片民间制作兴起，把镜头投向那些原来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不被关注的非主流人员，使历史得以敞开，不再被封闭，从而也为广大观众展示了一种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历史。然后，论述DV（小型数码摄录机）的问世，带来新的影像革命。最后，阐述个人影像的网络化传播。网络化成为纪录片一种新的生存与展示方式，在网络的带动下，影像的生产、传播能力得到空前的发展。纪录片的崭新时代到来了。纪录片的大众化已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到纪录片创作的行列中来。因此，提出建构影像传播历史的大众意识——大众“书写”历史。　　在结语里，笔者呼吁，应该建立专门的影像（包括主流媒体与民间影像）收集、删汰、整理、研究与保存的组织与机构，以使纪录片的历史价值得到真正开发和彰显。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纪录片仍然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和改进的阶段，为此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适合纪录片生长的土壤，同时也需要纪录片创作者更多一份记录的良知和勇气，使纪录片更真实、更好地为记录和传递历史服务，加强历史感。只有这样，纪录片的价值才会被更多地挖掘和利用，更好地造福人类。　　在论证方法上，本文力求将理论阐释与实际例证熔为一炉，从而达到理论辨说与具体分析相互印证，规律性的学理概括与具体化的“文本”读解融会贯通的论述目的。另外，文章还采用了历史的方法、美学的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在文中各部分有时是单独运用的，有时则错综交织在一起。比如，对有关影像与历史传播研究的历史是运用了历史研究方法;而在引述经典电影理论中关于“电影本性”的观点，论述现代高科技对以巴赞、克拉考尔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电影美学理论的冲击与颠覆时，是运用了美学分析的方法，当然，这种分析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一种系统综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