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时候，它没有跟随主流文学转向为革命服务，而是继续坚持五四启蒙思想，追求思想独立和艺术本位，成为自由主义思潮裹挟下重要的文学社团。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月派曾遭到歧视，被误读或被遮蔽。今日重新审视新月派，选取文学观念作为切入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构成文学流派的诸要素中，文学观念是最核心的，它决定了一个文学流派的艺术风格和组织活动，更决定了对它的定性定位。但研究新月派文学观念的现实困境是显然的，因为新月派不是一个组织严密、活动紧凑、主张一致的流派，其文学观念既体现在繁杂异样的理论主张与文学批评中，也隐含在风格多变的创作实践乃至文学翻译中。如果只抓住其中某一层面来定位其文学观念，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目前学界对其文学观念定性仍存争议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综合观照新月派的文学理论与实践，才可能合理定义其文学观念。新月派在理论与批评上，一方面以梁实秋为代表，主张文学表现人性，服从于规范和均衡的尺度，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以徐志摩为代表，主张文学表现灵感，书写生命和自然的美，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新月派在创作和翻译中，更有着“为艺术”和“为人生”的多种色调，从浪漫的自我写真到古典的形式美追求，再到现代的心理探幽，不同的诗学形态恰恰彰显了新月派“自由”的思想内核。在继承中外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新月派追求古今同梦、中西融合。所以，尽管它与左翼文学曾经发生交锋，但同样推动了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有益于现代文学从他律走向自律。同时，透过新月派的文学观，我们还可以看到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有文化守成的民族意识，也有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怀。他们身上虽然有着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但又不乏责任担当与包容稳健的人文精神，这对当下抵制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本论文主要站在跨文化的视角，综合运用文学、社会学和翻译学等多学科知识，分文体从不同的话语层面综合研究新月派的文学观念。具体内容为：第一章研究新月派生成的历史语境。新月派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与文化艺术综合发展的结果。首先，晚清至五四的思想启蒙为它奠定了民主平等、民族爱国的思想基础。其次，自由主义思潮为它提供了个性自由、思想独立的精神范式。再次是新人文主义为新月派古典主义文学主张提供了理论资源。最后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为新月派将人生与艺术、启蒙与审美并举的文学追求夯实基础。本章主要表明：现代化诉求是新月派生成的内在动力，新月派文学是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的产物。第二章研究新月派文艺观念的发展脉络。新月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文学主张与实践，体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内涵。第一阶段是新月派身为清华学子的新月派成员，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追求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文艺。第二阶段是创办《诗镌》和《剧刊》的时期，新月派主张接续古今、融合中西的文艺，尤其重视古典主义的诗学追求。第三阶段是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时期，他们提倡“健康”与“尊严”的文艺，与左翼文学笔战，为人权和法治呐喊。第四阶段是创办《诗刊》和《学文》时期，他们要求回归艺术本体、思想醇正、风格多样，甚至转向现代主义。本章重在厘清新月派文学观念的变化历程，并对其起始阶段作了新的界定。第三章研究新月派基本文学观念。新月派没有贯穿始终、完全统一的文学主张，但不乏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观，它们包括：文学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理性是“最高的节制机关”，美是“美的灵魂”附丽于“美的形体”，“诗人总得有天才”，“人生与艺术相连”等。这些观点容纳了新月派对文学最基本的看法，即便有矛盾之处，也从另一层面体现了新月派兼容并包、稳健理性的文学观。第四章研究新月诗歌规范与自由的消长。新月诗派的出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纠正早期白话新诗过于散漫、诗味不足的弊病，新月诗派在借鉴西洋律体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格律化主张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为白话诗歌建立了新的范式。但格律诗主张并非新月派诗学理念的全部。从早期对浪漫主义诗歌情有独钟到后期溢出格律的规范回归自由体，乃至其创作与理论出现偏差，无不证明新月诗学一直存在规范与自由的吊诡，此消彼长，互相更迭。只有让新诗成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才是他们共同的、永恒不变的目标。本章主要探讨新月派中西诗艺融合观，新格律诗理论和疏离规范的审美超越。第五章研究新月散文的“性灵”追求与“自由”言说。新月派散文一方面以徐志摩、朱湘、储安平等为代表，重视性灵书写，歌咏生命和自然；另一方面以梁实秋、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标举“人性”和“自由”、吁求法治和民主。其中，抒情散文具有晚明性灵文学和英美随笔的余韵，体现了中国传统名士文化和西方绅士文化的交融。论辩散文则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长于说理、纵横捭阖的传统，彰显了儒家文化滋养下的士大夫责任意识，和西方文化影响下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尤其是“为人权”的政论散文和反对“阶级性”的文艺散文凸显了他们强烈的自由理念，为现代散文增添了“力与思”的另一种色调。本章先后论述信仰生命与自然的叙事抒情散文、任意而谈与笔战鲁迅的文艺散文、呼吁人权与法治的“论政风”。第六章研究新月戏剧与小说对古典主义的执守与超越。戏剧是新月派聚合的契机。本着复兴中华文化的初衷，新月派发动了国剧运动，逆潮流提出整理和发扬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并在适当参考西洋剧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戏剧的“写意说”、“程式说”和“综合艺术说”。新月派尤其推崇写意的艺术和纯粹的艺术，倡导新剧以艺术和趣味为旨归，戏剧家要让理智和情感、艺术良心和道德良心平衡发展，显示了古典主义美学追求。余上沅的理论、丁西林的创作均堪称典范。但新月戏剧也内存异调，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唯美剧、陈楚淮的象征剧均显示了多元的美学追求。新月派小说在理论上没有系统的阐述，但有着不容忽视的创作实绩。沈从文、凌叔华等的独特贡献曾被遮蔽，或被误认为只属于京派。其实，他们首先是新月派，然后才是京派。新月小说重视人文关怀、追求温柔敦厚、和谐优美的审美与价值取向，也显示了古典而浪漫的美学品性，并直接影响京派小说。第七章研究唯美与实用并举的新月翻译。作为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学流派，新月派在翻译方面显示了特别的优势，翻译也成为其文学活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新月派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一方面强调翻译选材的艺术性和经典性，另一方面又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他们重新诠释“信达雅”翻译标准，并补充了“人性”作为文学翻译的标杆；他们明确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反对“硬译”和曲译，并因为翻译理论再次与鲁迅短兵相接。新月派翻译不但为新文学提供了异质文本，而且促进了中外文学的互动，反映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观。本章主要研究翻译诗学视域下新月派的理论与批评、新月派翻译实践中的文学观、新月派翻译与异质文化互动。结语主要重估新月派及其影响下的自由主义文学。显然，自由主义文学以人性为基石，以艺术为本位，自觉追求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同时，积极参与现代社会制度的建设，敢于质疑和反抗威权政治，显示了历史的进步性。但它以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的“理”与“趣”为标尺，脱离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忽略社会革命的现实诉求，并且始终处在浪漫精神追求与理性思想原则的矛盾纠葛中，也凸显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反思新月派的现代性和人文精神，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启蒙规划，那么研究新月派的意义就在于为当下的现代性建设提供理论启示。新月派尊重生命和张扬人性，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人文思想，对民族的、世界的文化持建构性认同的思想，依然具有普适性。总之，新月派文学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以自由主义为精魂，集古典、浪漫与现代于一体，构成现代文学的独特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