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变成网络与网络之间的竞争,网络中的企业之间只有形成互惠互利、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才能提升企业能力、避免“木桶效应”,增强竞争力。这使我产生了对企业共生关系的研究兴趣。　　 从什么角度研究企业共生关系呢?学者主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以效率逻辑为出发点,从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等视角,研究微观经济领域中企业之间为什么会选择共生。管理学家从能力理论和战略网络视角研究企业之间为什么要选择共生。而社会学领域,很多学者的思想中都含有共生思想(费孝通、吉丁斯、帕克、胡守钧等),但还没有学者对企业共生关系进行详尽分析和实证研究。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为必然嵌入在社会关系和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Swedberg&Granovetter,1992)。因此,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企业共生关系的社会建构很有必要。　　 从寻找理论对话点的角度来看,新经济社会学在怀特、伯特和格兰诺维特等主流学者的影响下,研究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时,虽然关注了经济行为所嵌入的社会背景,但主要持一种“结构观”,重点关注经济行为所嵌入的网络结构和制度的影响。格兰诺维特1985年那篇对经济社会学影响深远的文章只关注了经济行为所嵌入的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Granovetter,1985),即只关注了“网络嵌入”而忽略了“文化嵌入”。格兰诺维特最近仍然认为,在一个新的世纪里,经济社会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建构关于制度(背景)、网络(结构)和个人行动一起互动与变迁的更一般的理论(Granovetter,2002)。即,格兰诺维特等“结构观”学者只看到了“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的“网络嵌入”和“制度嵌入”,而忽略了“文化嵌入”。　　 泽利泽尔在很早的时候就对格兰诺维特等结构观学者“对文化的忽视”进行了批判,但她也批判“文化绝对主义”,她认为经济社会学需要的是“在文化绝对主义和结构绝对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路线,来抓住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zelizer,1988,2002)。迪马奇奥直接指出,正如经济行为被理解为嵌入在网络中一样,它也必须被嵌入在文化中(DiMaggio,1990)。斯威德伯格指出,经济社会学中的任何一项研究都要考虑“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及“对文化层面的关注”(Swedberg,2003)。因此,在“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研究中关注“文化嵌入”已经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新研究方向,但目前仍处呼吁阶段,追随者及实证研究的较少。本论文就是以实证研究来验证“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及“文化嵌入”的重要性。　　 具体来讲,本论文是吸收泽利泽尔、迪马奇奥、斯威德伯格等学者对待文化的态度(关注“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中的“文化嵌入”),与格兰诺维特等主流学者对话(关注“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中的“网络嵌入”),研究文化、网络结构和个体行动怎么样一起互动,来建构企业共生关系?并将文化分为“文化背景”(行业内的习俗、惯例、经商文化等)和“文化行动”(合作企业对彼此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共同理解和共同认识),重点关注“文化嵌入”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1)企业共生关系的形成是竞争与合作博弈的过程,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网络结构、文化和个体行动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企业共生关系的建立嵌入在网络结构、文化和个体行动之中。(2)网络结构(“制造商权力”和“供应商位置”)影响企业共生关系的社会建构,影响总效应分别为0.434和0.398,验证了格兰诺维特的观点:研究经济行为要嵌入在特定的网络结构中。(3)文化(“文化背景”和“文化行动”)影响企业共生关系的社会建构,影响总效应分别为0.105和0.608,验证了泽利泽尔、迪马奇奥等学者的观点:研究经济行为要嵌入在特定的文化中。(4)“文化嵌入”的层次性:经济行为不仅嵌入在宏观的“文化背景”中,而且嵌入在微观的“文化行动”中。“文化背景”提供外在于个体的规则和规范；而“文化行动”作为个体行动的准则,提供个体行动之间的共同理解和共同认识,从而实现行动策略。(5)“文化行动”的桥梁作用:当“文化背景”在企业共生关系的社会建构中只发挥弱约束力时,规范从宏观领域进入了微观领域起作用,即通过微观领域的“文化行动”发挥作用--“文化行动”作为桥梁,联结“文化背景”、“网络结构”与“个体行动”,建构企业共生关系。　　 总结,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泽利泽尔、迪马奇奥等学者的观点:研究经济行为要嵌入在特定的文化之中；并创造性地发现了“文化嵌入”的层次性和“文化行动”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