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网络大国。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衍生出的网络参与现象,深刻改变着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生态。根据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政治稳定理论,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取决于它能否在完善制度的速度与扩大社会参与水平二者之间实现协调。网络舆情正是网络社会参与的直观体现,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是否也受到了制度化与网络社会参与的共同影响?为检验这一观点,本文以制度变迁为背景,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脉络进行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梳理归纳影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关键变量。同时,筛选出130个网络舆情案例,以及52件与网络舆情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将2007年以来网络舆情治理制度体系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划分为探索(2007-2009年,制度陈旧)、发展(2010-2013年,多头管理)、转型(2014-2017年,向专业化发展)三个阶段。将案例数据编码并建立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制度因素与网络社会参与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影响,同时根据制度变迁的三个阶段进行样本分组,分析不同阶段影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因素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制度化程度相对意见领袖参与程度越高,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有效的可能性越大;政府回应信息越准确、完整,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有效的可能性越大;而在不能丰富信息的情况下,政府回应次数越多,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有效的可能性越小。此外,随着网络舆情治理制度的变迁,互联网的普及对治理效果的影响由负转正,也反映了制度化与网络社会参与的“对冲”效应;从“发展”阶段开始,政府回应网络舆情的积极性明显加强,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等制度的约束效果;在“转型”阶段,自媒体意见领袖参与度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效果出现明显的负面影响,也回应了2017年大量出台网络自媒体监管制度的客观需要。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从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政治吸纳、加强政府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