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过去几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点矛盾，因此化解产能过剩已成为经济管理政策的重点内容。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去产能持续加力，工业产能利用率稳中有升，2018年提前超额完成去产能的目标任务，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产能利用率比上年提高了2.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也比2017年提高了2.2%。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首先，产能过剩不是近来才有的，而是我国反复出现的阶段性矛盾。以产能过剩的状况为标准进行划分，我国历史上共出现了三轮较大的产能过剩，分别是1996-2000年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为主体的第一轮周期性产能过剩；2003-2006年以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工业、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轮非周期性产能过剩；2008年至今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第三阶段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并存的产能过剩。其次，尽管我国化解前段时期的产能过剩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政策都是针对性的，并没有解决根源性矛盾。虽然造成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因素，但其中政府的因素与产能过剩的产生有非常大的关系。因此，本文选取其中一个视角，从地方政府干预这个角度对产能过剩的成因进行解析，并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地方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的具体影响，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地方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等问题的文章，并对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政府干预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两代财政分权理论。其次地方政府干预进行深入分析，地方政府在追求GDP最大化、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等目标的驱使下，选择支持低技术短平快项目，发展税收贡献率高的行业，通过财政性资金支持、政策性金融支持、土地政策支持、污染纵容等具体措施，经产业链传导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即过度的投资不是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造成过度投资背后“地方政府的手”才是造成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幕后元凶。再次采用可变成本函数测算了2007-2011年的省级层面产能利用率，并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性资金支持行为作为代表地方政府干预的核心解释变量，将政策性金融支持、土地支持、环境纵容作为财政支持影响产能利用率的中介变量，并将失业率、工业比重、国有产权比重、出口因素和地区经济发展作为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模型进行SYS-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系统广义矩估计）回归，并分析各个变量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采取依次检验法分别在加入控制变量与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中介变量进行SYS-GMM回归，探讨中介变量在地方政府干预影响产能过剩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并得出结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与产能过剩的程度显著正相关；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土地支持与产能过剩的程度显著正相关；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污染纵容与产能过剩的程度显著负相关；地方政府的企业干预行为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与土地支持等中介变量作用于产能利用率，且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中介效应弱于土地支持的中介效应。最后通过构建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体制、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等措施深化纵向行政体制改革弱化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着力加强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更广泛的监督渠道等措施优化政绩考核体系，转变地方政府官员唯GDP论的发展观念，推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增长；通过合理划分税收收入、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等措施健全地方税体系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抑制政府投资向税收贡献程度高的已过剩行业倾斜，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