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关注社会与现实,宗教色彩不如释、道两家。但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术,其所倡导的人伦典范却是治化之本,不能不受高度重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渐成中国文化主流,历代统治者无一不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作为治国的纲领。伴随着儒家思想官方化的形成,作为儒学宗师的孔子也倍受尊崇。帝制中国,文庙最主要的作用在于祭祀孔子。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文庙祭祀逐渐成为一种包含仪注、音乐、歌章、舞蹈等要素的规模庞大而完整的官方祭祀仪式,成为传统社会中国家祀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国家祭祀仪式,文庙祀典包含了多个子系统,主要有文庙建筑制度、祭祀制度、配从制度、附祭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由朝廷统一颁布并在全国文庙实施。礼仪制度是历史文化的遗留,其仪文节度的繁复,表达了制度设计者对某种信仰的尊崇和对某种价值观的鼓励。文庙祀典的不断发展与完备正昭示了传统社会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与认同。除孔子外,儒学的正统继承者亦可入祀文庙,这就涉及到文庙的从祀制度。所谓文庙从祀制度是指以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附祭文庙,从而彰显国家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依照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和对儒学发展贡献的大小,文庙从祀可分为“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这一制度的形成,既有上古礼制作为依据,又有后代统治者及士人阶层的大力推动。从本质上讲,从祀制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衍续,但政治势力特别是皇权的介入,使得这一制度本身体现出道统与治统的争斗与交融。从祀文庙的精神追求,展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不朽观念,即强调个体生命对现实社会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以木石砖瓦形式存在的祠庙屹立在人间,历经数百年的沧桑而完好无损,这昭示了生命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它比肉身更长久,比人的存在更具超常的力量。由于孔子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地位,适应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对文化建设的客观需求,从而成为文化权威的唯一代表。因此,以孔子为核心的文庙建筑、从祀制度、祭孔礼仪、乐舞等制度的建设成为文化权威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文庙祀典是一种具有宗教形式的政治礼仪制度,于国家建设地位重要,非一般宗教性祭祀所能比拟；同时又是文化权威的载体,于社会民众影响深远,非一般行政制度所能等同。所以,文庙祀典正是因其政治性、社会性、宗教性、文化性等多重特征,成为专制王权、传统社会乃至儒家士大夫们凭借之手段,生存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