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文艺和政治之间,担当着文艺家和政治家的双重社会角色,是郭沫若长期以来的公众形象。1948年香港时期的郭沫若,更是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奔突,其社会活动之频繁,且革命立场之鲜明,政治热情之高涨,斗争锋芒之毕露,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这一年的郭沫若又一次焕发了青春。然而。由于郭沫若1948年的绝大部分文章还是佚文,迄今还未见到有人就此作专门的挖掘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鉴于此,本文拟系统地论述郭沫若1948年在港时期的活动和表现,探讨其文艺观念和政治观念,寻觅其深层的文化心理和个性气质,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郭沫若来。相信本选题有一定的补漏填隙的价值,对郭沫若研究的深化也不无意义。第一章集中论述郭沫若的文艺活动和文艺观念。其一,主张新的“文以载道”,强调“文必须载道,文学应该是为政治服务”;其二,对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等人无情挞伐和严厉批判,认为他们是“反人民的文艺”“硬是要打击他们才行”;其三,全面接受苏联影片,肯定“苏联电影史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的,是教育人民的有力工具”,苏联影片的今天就是中国电影的明天;其四,突出文艺批评的人民本位观念,要求在人民本位观念下反对文艺批评的主观主义,建立文艺统一战线。第二章集中论述郭沫若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观念。其一,主张“知识分子要心安理得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而“不愿做尾巴是封建社会与生俱来的一种思想”;其二,在历史进化观念下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旗帜鲜明地拥护共产党,拥戴毛泽东,积极支持“新政协”的召开,义正辞严地反对国民党,反对美帝国主义;其三,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号召青年发扬奋斗精神,积极投身到人民解放的滚滚洪流中去。第三章着力探讨1948年香港时期的郭沫若的独特性及其内在因由。尽管这一年郭沫若的文艺观念和政治观念可以看作是其40年代文艺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延伸和发展,但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他的文艺观念的政治化,政治观念的革命化,他的激进的政治姿态,从文艺家向政治家的迅速转变,都格外引人瞩目。究其原因,除了时代潮流使然外,就其自身而言大致有三点:一是个性气质所制约,作为一个主观性情绪极强的诗人,郭沫若常常容易冲动,而“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二是屈原的影响和毛泽东的威召,郭沫若一生对屈原推崇备至,心灵相通,而毛泽东更是在郭沫若心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三是郭沫若自动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入世情怀,使他在文艺之外总不忘政治,用葛兰西的话说就是一个有机知识分子,既是知识人又是政治人,是一个独特的中国式有机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