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受到历代学者的推重。近世以来,杜甫诗歌的叙事性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然而从西方文学理论舶来的“叙事诗”概念由于过于狭窄,并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实际。鉴于此种情况,笔者运用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中“记”的概念来重新审视和研究杜诗当中的叙事成分。“记”这一概念,有着比“叙事诗”概念更为宽松的内容要求,更加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现实。“以记为诗”与传统的“以赋为诗”相比,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文体功能和表现特点上,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与传统的诗史说相比,作为史传文学的概念,“以记为诗”不仅可以体现诗史说中“史”的精髓,还可以将概念适当缩小,避免由于“诗史”概念的无当扩大所造成的杜诗泛史化倾向。笔者从题材内容方面,将杜诗中具有记体特色的大体分为记事诗歌、记游诗歌和记物诗歌三个部分。记事诗歌中主要包括以写时事为特点的“即事名篇”的诗歌和带有自传性质的“以我为诗”的诗歌。表现出了直书所见,寓议论于记叙的特点。记游诗歌中主要包括了对秀美壮丽的河山景色的描绘、对于自己伤己忧国的羁旅情怀的抒发和所历之处民俗风情的真实记录。其中对于山水景物的描绘不泥学古,另辟蹊径,代表了山水诗发展的另一个高潮;游记性的诗歌创作将个人羁旅漂泊之感与国家兴亡之叹融会无间,表现出了诗人“奉儒守官”的文化责任和人生志向;对于各地风土人情的记叙被称为“图经”,开“善言风土”之风气,对于中唐以后善言风土的倾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记物诗歌从诗人所记之物寓托的情感与刻画的意象来分,主要包括展现诗人“再使风俗淳”志向的马、鹰、雕、楠、柏等物象;展现诗人“俯仰悲身世”感叹的枯棕、枯楠、病柏、病橘、苦竹等物象和展现诗人“穷年忧黎元”热忱的杜鹃、枯棕、病橘等物象。这类记物诗歌一改过去咏物诗单纯追求“形似”的特点为追求“神似”,对之后咏物诗的创作有着积极的变革作用和指导意义。总体上看,杜甫的记体诗歌体现出了纪实性强但也不乏诗人主观性创造的特点。将盛唐诗歌兴象玲珑、侧重抒情的审美趣尚转向沉郁顿挫、追求叙事的诗美品格,并且将对诗歌功能的认识从个人情感的抒发转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直接开启了中唐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创作诗潮,也将中国诗歌美学的两大源流之一——现实主义推向了另一个发展的高峰。无论是从以诗歌记录时事的表现功能,还是从杜诗的爱国主义传统,直至铺排记叙的表现手法,都对后世文学乃至思想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