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移世易,我国当前已迈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已经从追求衣食住行等物质上的满足逐渐转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层面的追求。这不仅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对各级国家机构也提出了新要求。警察权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相连,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新时代的要求,警察权领域的公安体制改革、警务改革、机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方兴未艾,而上述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警察权的科学划分与规范配置,在此基础上方能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因此围绕警察权配置这一核心命题,本文将沿着基础理论梳理、历史演变、现状问题分析以及相对应的对策完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警察权中央与地方配置的基础理论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警察权,本部分将对警察权的概念及特点进行分析,并对警察权进行类型化。传统的警察权类型化并不能很好的指导央地配置,警察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力理应放置在整个宪法体制中看待,至少可以类型化为警察立法权、警察行政权和警察保障权,这也是本文的“横坐标”。在此基础上,单一制结构形式下我国警察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配置呈现出特有的模式和特点,这是本文的“纵坐标”。因此我国警察权的央地配置以宪法法律为依据,具体呈现为中央与普通地方、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三种具体配置形态。其次,警察权中央与地方配置的历史演变。建国后警察权的中央和地方配置曾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或者存在起起伏伏的波折,究其原因不仅与政治现实结合密切,而且还受到了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再加上警察权自身的任务和价值目标的引导,往往使其与政治经济等全国大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密。我国特色警察管理体制“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形成于战争时期,虽然宪法法律中并没有该管理体制明确的话语表述,但实践中一直指导我国公安工作。再次,以第一部分建立的横纵坐标轴来分析警察权央地配置的三种具体形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而言就是无法充分发挥普通地方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地方积极性,同时中央又无法覆盖特别行政区,但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经验,主要以中央和普通地方的警察权配置问题较为突出,因此主要问题也是以中央和普通地方这个纵坐标为主进行分析。警察立法权、警察行政权和警察保障权在央地具体配置过程中存在地方没有充分行使警察立法权、央地警察行政权界限不清晰、经费保障不均衡、基层警力不足等问题。根据问题寻找原因,从内外因出发,主要包括历史原因、法制原因以及体制自身存在张力等。最后,针对问题完善我国警察权央地配置。面临新的实践与理论需求,警察权的央地配置应当围绕内部的融贯自恰的结构重构,结合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我国警察权央地配置的完善措施。第一,中央警察立法应当明确警察权央地配置的原则和范围,尤其是《人民警察法》应当作出适当修改和补充,同时鼓励地方充分行使警察立法权,对相关警察权限进一步的细化。第二,应当明确中央警察行政权、地方警察行政权和共同警察行政权的范围。第三,为保障警察行政权配置后能够真正的行使和运行,应当从经费和警力等各方面完善保障措施,推动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公安队伍。第四,在此基础上理顺央地公安机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