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以政治伦理为视角的近代佛学研究报告。晚清佛学的重要特征是“佛学与政治”关涉日益紧密,进而形成以政治思想家为重心的“政治佛学”。这种“政治佛学话语”渊源自乾隆末年彭绍升和戴东原之间的儒佛之辩,并经龚自珍和杨文会的次第开展,最后在1890-1911年之间形成了虽历时短暂,然而却影响深远的近代政治言说范式。　　 从学术思想史角度看,“佛学”与“世学”、“政治佛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相辅翼而行。从学术史脉络考察“政治佛学”,可以看到“经学”与“西学”由于其密切的相关性而与“佛学”产生互动。就近代经学流派而言,可分为朴学、公羊学及主张汉宋融合的学说。江沅、江藩、章太炎等人身具佛学与朴学两种学问,将朴学考证与佛学研究结合起来,并通过这种方法论寻找出其所欲表达政治思想的材料依据；公羊学的政治归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晚清“政治佛学”的面貌,晚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公羊学的三世、改制、拨乱,及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与佛教的世界观、历史观相当一致,公羊学家多新学家,多借助佛学来理解西学。“政治佛学”之形上义理层为公羊学家寻求改革思想的哲理基础,提供了大量富有启迪性的思路。“西学东渐”是西方政治思潮、政治观念不断被本土化的过程,佛学成为国人理解西学之媒介。一直到19世纪末后几年,出于对西方思想的陌生,以及对零星引入的西方思想的“去脉络化”理解,当时人竟纷纷以为“西学”、“西教”出自佛学、佛教。西方一些主要政治理念如平等、自由往往与佛教的“破执”、“真如心”等量齐观。而释迦摩尼更被描述为推进平等、反对奴役的政治先驱。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一些西方的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其之所以能为知识分子在短期内全盘拿来,佛学的“托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僧界衰微、居士凸显,构成了近代佛教社会主体的一次置换。自18世纪后期以来,士林佛学研究导致整体上的居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政治佛学”根源于晚清学者型居士及政治思想家,乃至其所归属的知识及信仰群体。与晚清居士佛学发展相伴随的是一系列居士身份的士大夫知识和信仰群体的出现。在形式上,本文虽以佛学思想家个体为审视对象。但在集中审视具体人物时,需要考察研究对象的人脉、交游,及其所属的知识、信仰群体,后者正系个人佛学思想背后的团体支撑。该文逐一考察了雍乾时期的彭绍升、罗有高、汪缙、薛起凤等人；嘉道时期的江沅、龚自珍魏源、裕恩、江藩等人；同光时期的杨文会、郑学川、王荫福、赵烈文等人,最后一期则以康有为、谭嗣同、孙宝碹、宋恕及章太炎为代表。　　 在方法论维度上,本文力图将近代政治佛学话语纳入语境中进行研究。一方面注意其所处的政治情境与佛学话语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将清季佛学话语视作某种政治修辞,从话语行动角度考察它所呈现的“政治意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