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与童话故事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不仅寓教于乐,也包含了对现实社会的抑扬褒贬。我国的《聊斋志异》亦是。《聊斋》“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同时属于志异与社评两种文类。正因如此,《聊斋》前后以供人娱乐的中国版《天方夜谭》、批判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学、以及深析人性的文学经典等不同形式被呈现于西方。而《聊斋》在译语读者眼中属于哪一类作品则取决于译文对志异与社评两种文类的再现程度。文类不仅是文本特征,更是一种社会建构,承载着一定的固有信息,让源语读者在阅读时能生出关联性预测。就志异文类而言,这种预测是对故事发展的判断,使鬼狐和超自然事件的出现成为理所当然。而评论中的“关联性预期”则是让读者意识到某些文字在推动情节的同时也在做点评。然而,当文类被移植到译语语境中时,其中承载的固有信息也可能被丢失,从而使译语读者产生认知上的差距。本文通过对比翟理斯与闵福德的《聊斋》译本,探讨如何在译文中重塑文类,以弥补译语读者的认知差距。关联理论对此尤为适用,因为它同时为分析语境下的翻译和翻译中语境建构提供了理论框架。本文认为,文类的建设对译文的连贯性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在译文中,需要给出更明显更频繁的提示才能重现原文本有的连贯性。此外,文类重塑需要译者具备很强的语篇意识,在考虑翻译策略时不能将难点当作孤立的个案,而是每一次选择时都要顾及到这一策略与文中的其它提示所起到的叠加作用对整个语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