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考核并非仅指法院内部对法官审判工作的绩效考核,而是由多个主体实施的、由多个项目组成的一套评价体系。理解多重考核的结构特点、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其对法官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以规范性文件为依据,结合司法实践,拟对法官多重考核制度进行类型化考量,并在此基础上,以成本和收益为工具对考核制度下法官行为的偏转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第一章主要进行法官考核制度的范围界定,介绍规范视角下的制度演进和实践做法以及总结宏观、微观下的制度特点。在规范上,党中央、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或者出台众多规范性文件考核法官。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将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具体化。在宏观上,法官考核呈现多头、多重考核并且存在项目不稳定的特点。在微观上,一方面,考核指标存在不平衡状态,具体表现为偏向于审判工作的量化考核,轻视对职业道德、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和审判作风等方面的考核。另一方面,考核项目重视约束性指标,轻视激励性指标。第二章主要研究考核制度的理论分类和考核制度在法官行为影响因素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本章通过类型化的思考,基于考核结果是否与法官收入、晋升等经济利益直接相关,将考核制度划分为自律型和约束型两种类型。在比较法上,作为自律型考核代表范例的美国州法院系统的法官评价制度和约束型考核代表范例的我国法官考核制度,在考核主体的组成、考核信息的收集和考核结果的运用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约束型考核包含达标式和竞赛式两种具体方式。我国法官考核制度主要采取的是竞赛式这种强约束考核,需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具备一些基础要素。另一方面,经验研究证明,法官行为受到包括个人特点和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种约束型考核制度贯穿法官行为的全过程,将考核的结果与法官的收入、晋升和辞退等利益挂钩,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官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是法官行为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核心部分。第三章详细分析我国竞赛式考核制度的结构性特征。我国法官竞赛式考核是以党政部门和上级法院组织的团体竞赛为基础,以对领导干部考核为推进器,对法官的审判工作和非审判工作进行评价的一种制度。普通法官在竞赛式考核中成为团体竞赛和领导干部推动下的运动员。其一,党政部门和上级法院组织的团体竞赛实行排名制、标尺赛和利益串联式等多种方式,要求下级法院完成一定的目标。其二,法院领导干部具有双重身份。在团体竞赛和对其单独考核制中,领导干部成为竞赛中的运动员;在法院内部的考核中,其充当的是组织者和裁判员的角色。其三,普通法官是团体竞赛下的运动员。一方面,法院内部考核指标往往要求法官对标全市或者全省平均数,以此作为法官评价的依据。另一方面,在物质激励上,团体竞赛的结果构成法官个人奖金的核心组成部分,团体内部成员之间不会拉开差距;在晋升上,多重考核下的多轮竞赛致使晋升的具体依据不明。这种特殊的约束和激励方式将领导干部、法院整体和普通法官串联在一起:一、上下级法院之间串联。下级法院的考核结果作为对上级法院考核的依据。二、法官个人利益与团体竞赛结果串联。团体竞赛结果影响甚至决定普通法官的经济收入,也是领导干部能否获得提拔的重要因素。三、审判工作和非审判工作串联。由于“一票否决”的存在,非审判工作的考核结果可能影响审判工作考核给法官带来的收益。第四章分析竞赛式考核制度对法官行为的影响。法官作为理性经济人,其行为受到竞赛式考核制度成本和收益的制约。在以团体竞赛为基础的考核制度对成本和收益的特殊作用方式下,法官的审判行为可能会突破程序法甚至实体法的限制发生偏转现象。具体表现如下:一、程序法出现“失灵”现象。程序规制的相对稳定性不能适应可能随时变化的团体竞赛目标。法官为实现团体竞赛目标的变通做法致使法律程序约束“失灵”,具体为审限约束弱化、结案时间的策略应对和结案方式的理性选择。二、不确定风险下的行为选择。团体竞赛扩大了法官负面评价指标的影响力。由于负面评价指标所涉及的事项并非法官完全可控,为尽可能减少工作质量所引发的这种不确定风险,法官会采取判后答疑等各种手段让当事人息诉服判,致使司法公信力受到质疑。三、竞赛串联制对法官行为的影响。由于法官审判工作和非审判工作的串联,领导干部可以通过对“一票否决”考核事项的掌控和认定,让法官审判工作屈从于领导干部的安排,致使法官失去对案件的部分程序管理权,甚至是实体审判权。利益串联制损害法官从事审判工作的积极性,可能导致审判工作效率和质量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