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赵树理方向”日渐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论述“赵树理方向”中的赵树理,把握其作品中的民间立场和现实精神是本论文的主要线索：民间立场是赵树理成为“方向”的内在原因,现实精神则是赵树理在“浮夸”岁月中最难能可贵的坚守。笔者将影响“赵树理方向”的政治、艺术、文化和民间立场放置一起进行比较分析,考察这种文学现象的生成以及演变规律。其中,对赵树理及其创作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为他提供艺术养料的民间文化和决定他命运沉浮的政治规约。因此,笔者从民间立场和政治要求这两个既和谐又矛盾的二元关系出发,尝试寻找探究“赵树理方向”的另外一种理论线索。在这一论述线索引导下,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介绍赵树理乡土小说的民间立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来自对民间宗教、戏曲、语言和价值观的熟悉和认可。“问题小说”是赵树理一以贳之的写作方式,他把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写进小说,目的在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写作思路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赵树理的读者群为他成为“赵树理方向”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主要分析赵树理成为文坛“方向”的外部原因。在战争环境下,尽可能的团结群众、调动老百姓的抗战情绪是当时宣传工作的重点。坚持“五四”精神启蒙者的努力被证明不是发动群众的最好方式,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此时,拥有众多群众读者并被众多文坛领袖褒扬的赵树理地位逐渐重要,最终被确立为毛泽东精神的实践者,被树立为文坛的“方向”。第三章主要探寻“赵树理方向”中的赵树理所面临的困惑与无奈。赵树理成为“方向”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周扬等人对其作品主题的置换使偶然成为必然。在成为文坛旗帜后,赵树理难免会受到苛刻要求。在“浮夸”岁月中,赵树理依然坚持民问立场和现实精神,这些本来成全他的优秀品质让他屡遭批评和批判。最终,赵树理因大连会议上的正义发言而惨死在大批判年代。赵树理的悲剧命运带有传奇色彩,他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命运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是许多作家学习赵树理的创作模式,产生和发展了“山药蛋派”；其次,“赵树理悲剧”的另外意义,我认为,就是宣告了理性和法律的重要性,也再一次给我们提供了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学二者关系的重要参考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