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堪称经济迅速腾飞的传奇，也是居民生活质量取得飞跃的时代。在世界对中国的发展刮目相看之时，应当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与社会成员所分配得到的社会资源二者并非是完全同步的，亦即有些社会成员没有平等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中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也是普通民众感受最深、学术界讨论最热的课题。然而还应当注意到，当前中国民众所面临的分配失衡局面，不仅局限于收入这一个方面，还广泛地涉及就业、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各类社会保险所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因而对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的评价，也不应仅仅局限于其收入是否得到了提高，还包括其能够享受到哪些类别、何种水平的社会产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参与社会生活，并且这种评价应该是将以上方面综合起来，而非分隔、割裂地来认识。如果上述的某些方面发展滞后，就有可能产生"短板效应"，令居民生活水平的总体综合评价大幅降低，这一现象也就反映在中国仍然面临着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的许多棘手问题。　　本项研究正是针对上述社会现实，致力于居民生活水平的综合评价，力求科学地汇总上述诸多方面的各种信息，形成一个可以称为"多维福利指数"的统计指数形式的评价值，旨在揭示居民所处的生活状态，并据此深入探讨如何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以落实中央反复强调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目标。就概念而言，此处的"福利"是指人们可以获得并享受某些货物或服务并藉此处于某种幸福状态的自由，它不仅涉及货物与服务这样的客观生活条件，而且关注了居民对这些条件的主观评价。虽然主观评价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基础上的，但是必须承认，主观评价的高低还取决于产品分配的公平性以及居民行使个人意志的自由度。　　当然，福利概念所指的这种自由是可以且必须以某种具体的形式予以量化测度的。在本项研究中，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广泛，不仅局限于收入与支出等货币性指标，还包括形形色色的各类社会资源等非货币性数据，因而传统上用于描述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基尼系数等简单统计指标和一般化熵指数均难以严格地适应此处的研究需要。有鉴于此，笔者借鉴近年来国际上研究贫困与剥夺问题时比较流行的多维模糊统计方法，将模糊集概念和数学方法引入福利分析的范畴，将反映福利状况的各个指标的取值转化为模糊隶属度，用以表达福利的水平高低，再将具体的福利指标予以汇总，形成三个维度、两个层次的福利指数体系，最终计算得到综合的居民多维福利指数评价值。在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利用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旨在描摹当前中国各个地区的居民福利状况，探索一个阶段以来中国居民福利水平的变迁规律，以及采用国际比较了解中国居民的福利状况与世界其他典型经济体相比的优势与不足。　　本文在结构上共分为七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引言　　首先阐述本研究的选题背景，有何理论与现实意义。接下来，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如何实现？》的报告入手，对近年来国际、国内相关领域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做出述评，认为其学术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转变，即通过"可行能力的剥夺"体现人们生活中重要功能性活动的不完善情况;(2)研究方法的更新，即以综合指数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数学模型测算贫困程度或福利水平;(3)研究数据(指标)的扩充，即将货币收入之外更广泛的指标纳入考察范围。然后，概述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主要研究内容的安排，概要介绍了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和主要研究方法。最后，简要归纳了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第1章与多维福利指数相关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基础　　按照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应该先界定与所研究的主体相关的基本范畴，然后构造数学模型，最后在理论与实际数据的支持下开展实证研究。秉承这一程序，本部分首先探讨居民福利的概念。在系统地回顾了东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之后，做出了简要的评价，并提出将其界定为人们可以获得并享受某些货物或服务并藉此处于某种幸福状态的自由。在明确了福利的概念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测度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往的常用方法包括最常用的基尼系数等简单指标，以及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这样的一般化熵指数。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往往专注于"收入分布"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的模糊集方法始创于美国，以1965年扎德的论文《模糊集合》的发表为标志。模糊集合的观念突破了以往的普通集合认为元素与集合之间的关系是"属于"或者"不属于"这样非此即彼的情况，而是将元素与集合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义为一个[0，1]上的实数，表示元素对集合的"隶属程度"。模糊隶属函数的常见形式有矩形、梯形、抛物线型、(T)型、正态以及柯西分布等，根据考察的具体的性质，又可分为偏小型、中间型、偏大型三种。　　将模糊集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多维度指标的考察，就是构造多维模糊评价模型。这种方法起源于一维方法，即单一地考察货币性指标，目前的趋势是引入更多的非货币性指标进行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价，其中涉及到模型的基本构造、维度与指标的权衡取舍、汇总数据时权数的确定规则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第2章多维福利指数模型的建立　　在上一章的概念界定和经济理论以及数学方法的介绍的基础上，本章主要阐述多维福利指数模型的具体形式。其一般形式是由指标层和准则层两个层次逐级汇总得到目标层的多维福利指数评价值，在指标层的各个指标值转化为模糊隶属度时，根据本文所探讨问题的特点采用了抛物线型模糊隶属函数形式，并根据实际中指标的具体性质决定采用偏小型、中间型还是偏大型。具体来说，其基本结构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是"货币性项目"、"物品与服务"和"社会生活"。在一般意义上，该福利指数体系共包含九个具体指标，分别是:(1)货币性项目维度中的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支出和家庭财产总量;(2)物品与服务维度中的家庭成员营养健康状况、家庭居住条件、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和家用器具情况;(3)社会生活维度中的家庭成员就业情况和家庭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根据不同层次的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的可获得性，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分别选用了略有不同的指标体系，具体的指标也有差异。在汇总数据形成上一层次的福利指数评价值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合理的权数决定规则，本研究采用的是将若干被访者在第i个维度的第j个指标上的评价求均值，然后取其倒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权数。当然，在计算过程中权数要做相应的标准化处理。　　本研究在微观分析部分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包括1989～2006年间的七次住户调查，该调查的地区广泛地分布在东北、华北、中部和西南的九个省(自治区)，地域分布具有典型意义。CHNS每一次调查的样本量均在10000人以上，有的年份超过20000人，有3000～4000户城乡居民参与其中，因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研究在宏观分析部分对中国内地居民福利状况的空间比较与动态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包括人口、就业与职工收入、财政、人民生活、文化、体育和卫生、教育和科技等部分;国际比较分析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及其下属若干机构的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的数据资料。　　第3章基于微观数据的多维福利指数测度与分析　　根据上一章构造的多维福利指数模型，结合微观调查数据的基本特点，本部分就中国居民的福利状况分别做了空间和动态的分析。首先列出了根据最近一次(2006年)的调查数据汇总得到的全部指标的描述统计，将当年的中国居民多维福利指数的测度结果和城镇与农村分别测度的结果列示在后，总结出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在整体上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综合的福利水平居中，各维度体现的福利水平不均衡，城乡差距显著。　　接下来将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地区研究，以求在空间上分析中国居民福利指数的分布特点，根据居民多维福利指数的空间测度结果，归纳出以下三个空间特征:区域性特征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民福利状况越好;江苏福利评价显著领先，在三个维度上该省的评价值均位居前两位;西部地区具有特色，被调查地区家庭成员营养健康状况居于前两位。　　然后将视野进一步放宽到全部可得数据，研究1989～2006年间中国居民福利指数随时间的变动特征，根据居民多维福利指数的动态测度结果，归纳出以下三个特征:货币性收入维度福利提升显著，这种结果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密不可分，即经济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社会生活维度福利改善乏力，其中劳动力市场发展欠规范、许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是主要原因;家庭成员营养健康状况略有下降，说明有关部门在引导居民转变生活方式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4章基于宏观数据的多维福利指数测度与分析　　同样根据第2章建立的多维福利模型，结合国家统计局和国际机构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本部分首先就中国内地居民的福利状况分别做了空间和动态的分析，并做了简略的国别比较。首先列出了根据2010年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计算得到的居民多维福利指数的空间测度结果，据此分析得出空间特征有: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不仅是极差显著，而且排名前两位的地区差距也很大，北京的优势最为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显著，各地的居民福利水平高低受到当地目前的和历史的经济条件的极大制约;社会生活维度的评价与地域的关联度不明显，造成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基本的公共政策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不像经济发展程度那样差异悬殊;统计方法对福利评价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构造多维福利指数所用的权数确定法则，即赋予得分较低的构成项目更大的权数。　　其次，将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内地居民多维福利指数在2001～2010年间的测度结果显示，其动态特征包括:多维福利指数及内部各个维度均取得显著增长，货币性项目维度的评价值增加幅度最大，且增速比较平均;社会生活维度的变化略显异常，主因是失业率水平在2001～2002年间上升明显，而医疗保险方面的数据缺失;动态测度结果与空间测度结果平均数比较一致，反映出了本研究所选指标在总体水平和各地区水平上表现的一致性，以及所采用的计算方法的可行性和稳定性。　　最后，利用国际机构的统计资料计算得到的居民多维福利指数的国际比较结果表明，其国别特征主要有: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偏低，差距主要存在于短期内难以弥补的受教育水平、家用器具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福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综合指数和各个维度之间的差异较大，说明即便是被世人瞩目的"金砖国家"，要切实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在社会建设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多维福利指数评价值与人文发展指数排序基本一致，二者的排名发生变化主要是引入社会生活维度导致的。　　第5章全面提高中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政策启示　　在第2章建立的多维福利指数评价模型的框架内，第3、第4两章分别从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的角度作了实证研究，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居民福利水平的动态特征、地域间的差异以及与国外有关国家相比的异同点。本章是在实证研究的结果和结论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现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现象及其深层次的成因，为社会管理者尤其是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项统计学的专业研究，本研究的重点并不在本章，因此所提出的启示只是粗略的，原则性的。　　一是全面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主要包括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为全体劳动者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二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主要包括稳步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三是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主要包括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6章总结与展望　　作为最后的总结，本章首先全面梳理前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主要内容，对概念、方法、模型和结果作一个简要的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跳出各个章节的框架限制，综合地分析所有研究过程和结果，提出三个主要结论:(1)三个福利维度的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多维福利指数在构成上表现出三个维度之间比较显著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积累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2)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果表现出一致性，这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具备稳定性，在操作上是可行的，对居民的现实福利状态也有相当的解释力;(3)一些结果的差异揭示了重要的信息，这些结果提示，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研究同一个问题，结果的差异可能揭示出更多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这些细节上的差异往往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一些方面还有待完善，本章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研究的设想:(1)运用更丰富的数据提高研究的质量，随着住户调查数据的丰富，微观与宏观数据不仅在量的方面会显著增加，在质的方面也会大幅提升，这使得时间序列分析甚至面板数据分析成为可能，也会改善国别比较的效果;(2)指数的构造方法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包括对各个项目权数的确定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对模糊隶属函数的参数确定也要进一步降低其任意性;(3)指数的构造与经济理论之间的衔接问题，即如何将经济理论具体化为合理的模型形式，当然，这也需要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补充调查某些关键信息。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　　(1)将研究范围界定为一个社会的全体居民，不再如传统的贫困研究那样将视野集中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对全体居民的权益作总体性考量，并且有效地规避不同社会、不同研究者对"贫困线"划定的分歧。并且，这种设计可以从更全面的视角综观全部社会资源的分布状况，发现其中货币性指标与非货币性指标的关联变动规律，以及剖析宏观政策对居民福利分布变动的影响机制。另一点积极意义在于，本研究的这种视角应该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以适应专门性研究者专题性地选取贫困群体、中间阶层或者其他任何有研究意义的人群作为考察对象作深入分析的需要。　　(2)将"福利"作为研究的核心指标，这种选择得益于理论的发展与可用数据的丰富两方面的重大进步。从理论方面来讲，"福利"显然比以往经常采用的"货币收入"涵义更广，并且现实情况也越来越多地印证一个事实，即货币收入的多寡在解释社会资源分配的机制及评价其合理性(即公平与正义)方面似乎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因而非常有必要将研究视野放在更广泛的领域，探讨更多的诸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以往受关注程度较低的非货币性指标。　　(3)采用多维模糊评价指标体系方法构造福利指数，这种方法是近来国际上较为流行且受到较大程度认可的。模糊数学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数学分支，在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都起到了相当重大的工具性作用。在本研究的学科领域内，其最大的优势莫过于将统计变量与自然语言进行良好的对接，不再拘泥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法"或者生硬的分组，而是采用模糊隶属函数确定变量对某个自然语言体系中的评价的"隶属度"，这种平滑变化的程度化表示法在人们的思维逻辑中更容易接受，与主观评价的结果也更容易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