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有适量的农地资源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农地的减少势必会导致其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所需基本食物的生产功能,以及附属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减少或消失,最近发生的世界范围的“粮荒”问题便无疑为人们再次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因而,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之中,都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城市化开发占用农地资源、保护优质农地资源用于农业生产,将农地保护当作关系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战略问题来付诸努力。我国人多地少、后备资源不足,保护极其珍贵稀缺的农地资源对我国来说更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城市化进程也在持续加速,尽管我国实行了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但农地资源数量仍在持续减少,并引发了质量下降、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面临城市扩张的威胁,必须在充分掌握问题现状、发生原因的基础之上,多方寻求有效的农地保护方法与机制。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目的,首先对城市扩张中农地保护面临的严峻态势做了分析,然后对美国城市扩张中农地保护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接着从我国农地保护制度体系、参与主体的行为目标与特征两个方面剖析深层的制度与人为成因,最后从目标设计、调控机制、激励机制和参与主体完善几个侧面提出了我国农地保护机制的建设思路。研究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法,案例调查法,比较分析法等多种方法,数据采用公开数据和第一手调研数据。研究表明:(1)城市扩张是农地保护的主要威胁。我国城市用地呈现不断扩张态势,并且造成农地不断流失。城市扩张造成农地流失的原因在于城市外延扩张的主要土地来源于增量土地,城市扩张引发的农地增值与市场价格扭曲造成了农地的过度流失,城市扩张也导致农地质量下降与生态问题。通过回归模型及相关数据对西部城市—西安市的实证印证了以上结论。(2)对比美国城市扩张中农地保护的调控类、激励类、政府参与类、组合类方法,以及农地保护的组织体系,分析我国农地保护制度体系和执行体系,发现:我国法规调控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有农地保护重视数量目标,而质量和生态目标不明确;征地程序、范围及补偿,与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以及规划之间不协调、法律地位不够、操作缺乏标准等问题。我国农地保护的执行体系中,存在参与主体之间行为目标的不一致,中央政府行为存在矛盾化与激励不足,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并以经济增长至上,农民行为被动化与激励不足,导致了制度执行的目标偏离与效率损失。(3)通过对不同主体农地保护认知与支付意愿(WTP)的调查,并以条件估值法(CVM)对不同主体的支付意愿(WTP)进行了评估,发现各主体对农地保护的粮食安全、生态和环境以及社会作用都有一定认知,担心其投入不能被政府正确应用到农地保护上是影响各主体农地保护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在以上研究发现之上,本研究的创新点包括:(1)提出了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和将城市理性增长与农地保护融合的农地保护目标设计,在后面的调控机制、激励机制及保护组织的建设中,对如何融入这些目标都作了具体分析。(2)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在农地保护中的利益博弈模型,分析得出较优的博弈均衡结果是中央政府改进激励政策、地方政府少占农地、农民保护农地,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地保护的激励机制建设进行了设计。提出了农地保持权的概念,并具体从农地保持权和农地发展权的设置、运用、激励上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改革提出了具体对策。(3)在前面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在农地保护中行为特征和各主体农地保护认知与支付意愿调查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第三方农地保护非营利组织参与农地保护的设想,并对农地保护非营利组织的设置、职责、运行做出了具体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