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是一古老而又常新之罪名。言其古老，系因我国刑事立法中有关共同犯罪之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比封建社会更为久远的奴隶制时期，如《尚书·舜典》记载“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说文解字》解释道：“宄，奸也。外为盗，内为宄。”释言之，外族之间互相勾结共同侵犯我华夏民族，这是最早体现我国共同犯罪立法理念的史料记载；谓其常新，乃因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共同犯罪较之往昔被赋予新的内涵、承担新的使命，因此，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囿于传统法治理念与立法技术的落后，加之实然立法又采取作用与分工双重杂糅的分类方法，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步履蹒跚。如今，正犯与帮助犯之区分理论，无疑是共犯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对于区分理论之构建争论不休，概莫能辨。基于此，本文以前人之理论学说为基础，以犯罪事实体系为依托，对正犯与帮助犯之区分理论重新厘定，希望能够平息理论争议，并推动我国共犯论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导论之外，本文主要通过三个部分对正犯与帮助犯之区分理论进行具体展开。
　　论文第一章：区分之理论与前提
　　本章主要对区分之理论与前提，即犯罪事实体系与区分制体系进行阐述。对于区分理论之构建，必须以体系思维、体系视角，对相关理论进行体系性地审视，如此，才能保持理论的一贯性。如果仅仅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问题性研究，势必会割裂区分理论与整个刑法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也是以往理论无法对正犯与帮助犯进行有效区分的症结所在。在当今事实性质的犯罪论体系下，必须坚守刑法体系的事实属性、事实标准。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区分之理论具有稳定性、明确性以及有效性，才能彰显出刑法体系所具有的理论穿透力。同时，对正犯与帮助犯进行区分，必须置于区分制体系下，否则，便丧失了区分的前提和基础。单一制体系对于不同犯罪人的参与程度不予区分，模糊了实行行为定型性、构成要件类型化之机能，存有重大理论缺陷。反之，区分制体系严格坚守构成要件的类型化机能，对犯罪的不同样态进行区分，表现出强烈的事实意义，符合犯罪事实体系事实性、明确性的体系要求。因此，应该予以坚守。
　　论文第二章：正犯与帮助犯之界定
　　对正犯与帮助犯进行有效区分，必须建立在对二者的基础理论已经进行了较为清晰地阐述的基础上，如果在二者基础理论都尚不明晰的情况下贸然区分，定会导致区分之结果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如此，便丧失了区分的意义。本章将正犯与帮助犯的整体差异进行细化，并从概念、标准与类型三个维度对二者分别予以阐述。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只有明晰某一法律术语或某一法律现象之概念，才能知晓其实质意涵与理论定位。扩张的正犯概念虽有其积极一面，却破坏了实行行为的定型性机能与违法、有责的阶层性判断，故而，并不可取。反之，限制的正犯概念从构成要件出发，严格限定正犯的成立范围，更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更具合理性。同时，正犯与帮助犯分属事实与价值两个不同体系，具有不同的标准。正犯通过实行行为对法益直接造成侵害，具有强烈的事实意义，在犯罪事实体系下直接入罪。帮助犯是价值要素介入到事实体系之中，对犯罪构成进行价值修正的扩张类型，因只能间接地造成法益侵害，所以，对正犯具有事实依附性。对于不典型共同正犯而言，虽未能实施实行行为，却基于共同实行犯罪之故意平等地参与到犯罪之中，对于实行行为具有完全的替代或补充可能性，因此，仍然是正犯类型。通过对概念、标准与类型三个维度的比较、阐述，正犯与帮助犯之间的差异已然清晰、明了。
　　论文第三章：区分之基准与示例
　　本章在前文基础上，对单独正犯、共同正犯与帮助犯之区分基准，主要从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两个角度进行总结性阐述。单独正犯具有亲自实施犯罪之心理，并基于此种心理实施了直接侵害法益的实行行为。共同正犯基于共同实行犯罪之故意而共同进行犯罪，并且，复数行为人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即使未能实施实行行为者，基于共同实行犯罪之故意平等地参与到犯罪之中，具有分担实行行为的高度可能。帮助犯主观上具有帮助正犯者实施犯罪的心理，通过帮助行为对法益造成了间接侵害。单纯的望风行为，因无法与正犯者形成相互配合、补充实行行为的事实关系，仅起到心理的影响作用，因此，只能构成帮助犯。对于择一的共同正犯而言，必须对各行为人所处的空间属性进行区分，当择一共犯人处于事实空间时，各行为人可以形成犯罪事实共同体，因而构成共同正犯。当择一共犯人处于价值空间时，因无法形成事实的配合，无法做出事实的择一贡献，所以，只能构成帮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