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致使西方国家的股市剧烈波动,肩负着套期保值使命的股指期货于1982年在美国率先出现。此后,股指期货经历了5年的快速发展。美股在1987年10月19日下跌近25%并引起全球股市动荡,当时人们认为股指期货助长了此次暴跌,其后监管机构加强了对于股指期货的监管并制定了新的准则规范。股指期货在此期间遭受重创,在经历短暂的发展停滞期后于90年代重新焕发生机,多个国家相继设立了股指期货市场。2010年4月16日,我国才出现了首只股指期货——沪深300股指期货。鉴于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后的亮眼表现,中金所于2015年4月16日推出了上证50股指期货和中证500股指期货。但在同年的股灾期间,股指期货超跌股指,出现了大幅的贴水现象,此后3年里,股指期货市场也长时间处于负基差运行状态,是何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学界业界众说纷纭,但却莫衷一是。现有关于基差影响因素的文献大致可分为股息、利率和税收,流动性和套利,市场波动和左尾风险,投资者情绪四类。早期文献大都基于完美市场和无套利理论,认为期货价格应满足持有成本模型(Cost of Carry Model,COCM),基差可由股息、利率和税收三方面的因素解释,如Cornell和French(1983)。但其后基差的表现却与COCM给出的理论值不一致,学者们开始拓展完美市场和无套利等前提假设,转而研究不完美市场下该如何解释基差的行为。这一阶段学者们发现套利和流动性均与基差有密切关系,如Kumar和Seppi(1994)。后来有学者发现现货市场波动率和左尾风险均对基差具有显著影响,如CHEN等(1995),梁巨方和韩乾(2017)。而近几年,从行为金融学理论中投资者情绪的角度,对基差行为的研究也悄然兴起,如郑振龙和林璟(2015)。有关投资者情绪对股指期货基差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单个情绪替代指标进行研究,如衡量投资者左尾风险厌恶的偏度风险溢价;第二类采用综合投资者情绪指标进行研究,这一类文章大都基于Baker和Wurgler(2006)的思想;第三类从社交媒体爬取相关投资者情绪进行研究。但少有学者研究期现市场情绪的相互传染会如何影响股指期货基差。因此,本文选取中国期现市场自2016年2月17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数据,通过四步完成了现货市场波动、投资者的左尾风险厌恶及投资者情绪自身冲击导致的投资者情绪变动对于股指期货基差及定价偏差的研究。第一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第二步,通过SVAR模型识别来自现货市场波动、投资者的左尾风险厌恶及投资者情绪自身对于投资者情绪的冲击。第三步,通过历史分解法得到了实证期间各冲击对于投资者情绪的累积影响时间序列。第四步,通过Markov区制转换模型研究各冲击引起的投资者情绪变动对于股指期货基差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得出了4点主要结论:(1)现货市场波动冲击对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由此导致的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变动正向影响股指期货基差及定价偏差。(2)投资者的左尾风险厌恶冲击反向影响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由此导致的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变动正向影响股指期货基差及定价偏差。就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受投资者左尾风险厌恶冲击的大小看,股灾后期货市场投资者不太担忧左尾风险,但当市场再次出现不断下跌态势时,期货市场投资者对于左尾风险的担忧又逐渐上升。(3)投资者情绪具有较为明显的持续性,其自身的冲击导致的投资者情绪变动正向影响股指期货基差及定价偏差。(4)期货市场非理性期间,跨市场的情绪传递对股指期货基差及定价偏差的影响更大。本文主要有如下三点创新:(1)以往文献选取的投资者情绪代理指标相对集中,在查阅了相当数量的文献并测试了多个技术指标后,本文选出了一些新的原始代理指标,是对已有文献的一种合理补充。(2)借助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研究了期现市场情绪的相互传染,识别现货市场波动、投资者的左尾风险厌恶及投资者情绪自身对投资者情绪的冲击,将现货市场相关因素纳入研究,探究引起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波动的具体来源,推动投资者情绪的研究纵深发展。(3)使用历史分解法和Markov区制转换模型研究现货市场波动、投资者的左尾风险厌恶和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冲击导致的投资者情绪变动对于股指期货基差和定价偏差的非线性影响,从全新的角度探究股指期货基差的运行规律。本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1)由于实证比较复杂且时间区间较长,所以只得到了整个区间上平均意义下的结果,但未能对子区间做出分析说明,可能忽视了很多细节。未来可以将研究进一步细化,探究本文忽略的细节。(2)投资者情绪指标构造不够精确,无法尽量全面地体现投资者情绪。未来可以对投资者情绪指标的构造加以改进,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衡量出投资者真实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