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是忧患与希望、落后与自由并存的时代，各种思潮在当时风起云涌。自由主义在其中一支独秀，因为他的领导人是鼎鼎大名的胡适及一批曾留学欧美的北大、清华的教授。追随胡适及这些学者、教授的青年学生刚开始是趋之若骛，但最终，他们又选择了抛弃，自由主义在中国却遭到了失败。格里德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其失败的原因，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一场接一场的民族救亡运动和激烈对抗的社会政治斗争，不可能造就自由的花朵所需要的文化土壤，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和平渐进的稳步发展，只能给极端的激进主义和固执的保守主义以无限发展的可能，这正是自由主义长期萎缩，左右摇摆，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的一个根本原因。陈西滢个人的命运与自由主义紧密相连。有人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在陈西滢身上体现的是历史与个人的双重悲剧。谈到自由主义，人们自然想到的是胡适、蔡元培、殷光海这样的大家，对他们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而象陈西滢这样的自由主义边缘人，却无人问津。他虽然与胡适、徐志摩等人是好友，虽然也有满腹的才华，但在当时和现在，他只是人们轻轻一笔代过的“正人君子”。本文试图通过陈西滢的作品，对陈西滢的社会文化思想、价值观以及他对革命的态度进行细致的分析，从而找出陈西滢悲剧命运的内在根源。通过这位自由主义落寞者的命运，思考自由主义及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命运。陈西滢醉心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在政治上将西方国家视为中国的榜样。主张中国效法西方，建立起一个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类似于西方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接受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始终对政治、文化等现象保持着“独立的”、“不主附和”的批判精神，主张人的文学，主张充分表现个性的情理结合的美文学。然而，在那个激进的年代，他绅士般的中立、公道却被谑称讽刺为“正人君子”，他因为站错了队，表错了态，被潮流抛弃，他也黯然从文坛退守。一生的才华只凝结为一部《西滢闲话》。面对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面对浮躁、讲求经济效益的学界，我们不禁想念20世纪初自由主义者为了追求自由的凛然正气，他们做学问的踏实认真；想念象陈西滢一样绅士般的君子。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与作用正在遭到普通大众的争议与质疑，人们转过头回望历史，发现在距我们最近的年代还有一批保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良心和责任感，而又高呼西方民主、自由旗帜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真正做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一个衰朽的政治，无序的社会和无地自由的时代，他们还偏要去做只有在正常有序的社会——政治中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陈西滢作为其中的一位，他是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刚毅木讷近仁”；他也是英国绅士文明的代表。当然，他的“君子”与“绅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绝大多数人没有解决吃饭问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中国人面前，他的理想与行动是幼稚、不合时宜的。现实也以悲剧给这个自由主义的落寞者划上了一个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