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体制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的推动,城市逐渐代替“单位”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承载单元,城市的发展水平与管理质量愈来愈成为衡量我国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此同时,诸如城市拆迁、环境污染、空间隔离与排斥等城市问题也不断涌现,现阶段的城市问题又被印上了特殊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背景的烙印,其表现方式与手段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城市空间社会抗争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近年来,在增长主义导向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固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受到冲击,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同时推进,基于空间问题引发的城市社会抗争的数量与比率不断上升,成为城市社会抗争的主体。城市空间社会抗争涉及人员众多、持续时间较长且解决成本巨大,对现有城市管理体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现阶段,我国对基于空间问题引发的社会抗争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在学界和实践中并未区分空间社会抗争与一般性社会抗争的区别,在解决手段上采取简单粗暴的“管制式”的处理手段,激起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对现有的城市管理秩序与管理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兴起了“空间转向”的潮流,对原有空间概念进行了批判式的解读,我们更应该重新审视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空间、时间与社会之间的本质关系,认真厘定城市空间社会抗争的内涵及特点,努力探究空间社会抗争的治理之道,完善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提升我国的城市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