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帆船(the Galleon),专指16—18世纪在大洋上往来于欧洲、美洲与东方之间进行商品和物资运输的巨型帆船。而以这种帆船作为交通工具进行的跨洋长途贸易被称为“大帆船贸易”。早期宏观经济学家研究认为从“斯密型增长”发展到“库兹涅兹型增长”需要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学派的诺斯等人认为海外贸易和金融创新最终决定了这种增长模式的转换,汉密尔顿和加州学派的学者又明确指出美洲白银和大帆船贸易最终引发了制度学派所说的创新。本文回顾了欧洲以价格革命为标志的恶性通货膨胀,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重新分配,一些国家发生了以信用创造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创新,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带动利率下降从而引起工业革命的勃兴。本文讨论了处于大帆船贸易另一端的中国,经济发展受益于商品大量出口和白银持续流人,物价缓慢上升而汇率(银钱比价)长期保持稳定,政府开支迅速增长加速了财政货币白银化的步伐,借贷利率稳定下降,民间孕育着金融创新的各种因素。本文最后比较了中国与西欧颇为相似的内外部环境,指出经济发展都到了一个关键的“拐点”,但后来双方命运迥异——中国没有走向工业革命,而欧洲成功实现了经济近代化,是因为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接近并不能说明双方一定具有相同的发展方向,而中欧之间不同的制度条件和竞争环境才是工业经济能否近代化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