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制度,由于当前犯罪呈现组织化、隐蔽化、高科技化,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共同犯罪案件中,因为缺乏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司法机关难以对犯罪行为进行有效追诉。司法机关通过放弃或限制对参与了犯罪活动,了解案情,并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处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罪行相对较轻,掌握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污点证人的刑事追诉换取污点证人的自愿供述,以达到对更加严重犯罪的指控。目前,这一制度在英美德等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后确立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等规则,这一系列规则的确立给司法机关追诉犯罪时带来了一定的难题,如何在不侵犯犯罪分子基本权益的同时,实现对犯罪行为的有效追诉成为我国当前司法实践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对有坦白、自首、立功情节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也在刑诉法第182条中存在着类似规定,但是它们之间在理论基础,立法原意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大有必要。为此,本文将对污点证人以及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概念进行对比、分析后总结出自己对于该观点的认识,并通过与相关制度的比较,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再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司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对该制度的引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并在借鉴他国和地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具体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