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边缘文体，历史小说一直颇具争议性。长期以来，更多的是从文学的角度对这种写作进行分析研究，而史学界则较少予以关注，其原因在于它极不符合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然而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历史写作在很多时候发挥了历史著作的作用，许多人正是从历史小说而不是正规的历史著作中获取了某种历史观念，甚至是某些历史知识。一个最为显著的事实就是《三国演义》远比《三国志》更为人们熟悉，书中许多虚构的情节、人物也被人们当作史实广泛接受下来，历史小说的意义可见一斑。对于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新历史主义的一些观点颇具启发性。如海登·怀特就认为：在历史的研究阶段，史学家可能需要进行诸如考据、辨伪等类似于侦探和科学家的工作；但在历史的编撰过程中，选材、情节设置等文学性操作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些文学性操作使历史小说具备了模仿历史写作的可能性，这种模仿使得历史小说具备了历史写作的某些特征，并分享了历史写作所特有的关怀。由于其通俗性、趣味性，历史小说得以获得了更多的读者，某些成功的历史小说中以假乱真的人物和情节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的历史写作正面临着日渐脱离普通读者的困境，这种情况下，对有着成功经验的历史小说进行研究无疑有相当的意义。本文选取了对“革命历史”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小说叙述——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作为考察对象，期望通过对这两种有着不同叙述内容、不同历史观念但却同样成功的历史小说加以对比考察，发现某些可供历史写作借鉴的经验，从而对改进历史编撰有所裨益。本文从以下三个部分来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首先讨论了用小说叙述历史的可能性及优势所在。“客观性”、“历史事实”一直被认为是将历史和小说截然划分的分界线，本文先对历史这一概念做了廓清，指出历史可以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和“作为知识的历史”，而“作为知识的历史”无法逃脱记录者的主观性，历史事实同样无法摆脱主观性印记，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也同样是虚幻的、不可能实现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限制了历史的客观性；随后本文详细探讨了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性的探讨，这是历史小说和历史写作相通的关键所在，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在第一部分的最后，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小说写作情况及所取得的成绩，联系作品阐述了历史小说在历史写作上的优势所在。第二部分，从“事实选择”、“讲述的故事”、“对历史的理解”三方面详细分析了革命历史小说写作的具体情况。具体说来，革命历史小说主要选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胜利的历史”和普通革命者的革命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其中又将英雄人物和革命思想作为讲述的重点所在，选择历史事实的过程体现出倒果为因的特点，即以当下的判断改造作家的“革命记忆”；运用这些经过选择、改造的历史事实，革命历史小说家主要创造了三种模式的叙事：“史诗”、“民间传奇”及自叙传，其中“史诗”是最为主要的；这些讲述主要通过社会进化论的时间观论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是一种国家史、政治史写作。第二部分，对新历史小说进行了分析，新历史小说反映了更广阔的历史图景，这不止表现在反映了诸如“失败的历史”等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禁区，更关键的是它将视野从国家、集体等宏大问题上向下移，转而关注历史中普通人物的生存命运，这大大拓宽了其表现历史的深广度，由于大多数作家没有亲身经历过革命，他们在建构历史事实时主要运用了虚构手段，他们把具有共性的人性情感体验融入对历史的想象中，追求一种人性的真实、艺术的逼真；在写出的故事上，体现了更多的驳杂性和不易归类性，一部分作家从民间视角出发，写作颇具非正统和传奇意味的野史、稗史，《白鹿原》等作品则希望能写出民族秘史、文化史，而更多的作家讲述的是急剧历史变动中的个人生存悲剧史。新历史小说是一种小历史、微观史、日常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