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有清一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文派绵延两百余年,几与清王朝国运相始终。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社会思潮风云变幻,始终以载道为核心的桐城派散文亦随之而求新、求变,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征。主流文坛的种种新变,势必引起区域地方优秀作家的积极回应,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散文发展局面。表现在湖北地区,便出现了王柏心、张裕钊、王葆心这样的桐城散文大家。三人薪火不绝,各有所创,共同构成了晚清湖北桐城派散文求新、求变的发展格局。整体来说,晚清湖北桐城派散文有三次较为重要的新变。第一次是道光年间,约为1840年至1850年。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理学经世思潮勃兴,桐城派作家亦随之更加关注现实。作为湖北地区呼应桐城派散文的名家,王柏心于“义理”“词章”“考据”之外,尤重“经济”,不仅在散文创作中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性,还以其独到的政治、军事、经济、水利思想支持湘军,在湖北地方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王柏心的出现,开启了晚清湖北桐城派散文发展新局面。第二次是咸丰年间至光绪朝前期,约为1850年至1890年。先是由于曾国藩,桐城文派重振气象。其后作为“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张扬师学,在创作上,以意度盎然的散文享誉清代文坛;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雅健”的文章风格论,并对桐城诸老的“因声求气”说进行了完善;在教育上,与吴汝纶共同开创了“莲池派”,影响后学众多。他的出现,代表着晚清湖北桐城派散文发展的兴盛。第三次是清末民初,约为1890年至1919年。此时期,新旧社会制度更迭,新学与旧学亦激烈交锋,在传统文学逐步让位于新文学的背景下,出现了系统阐述桐城派散文创作理论的著作——王葆心的《古文辞通义》。是书从古文创作、古文批评、古文流变发展史等角度对古文进行了总结式的归纳,受到了当时桐城派作家的一致好评,可视为晚清湖北桐城派散文发展的一次深化。本文在梳理这三个阶段的时候,力图从代表作家及相关作家的作品出发,探索湖北区域古文发展脉络,展现晚清桐城派丰富的创作活力,丰富桐城派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