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性人物中,王广义无疑是极具思想深度和影响力的代表之一。从早期的《北方极地系列》和《后古典系列》到中期的“政治波普”作品,王广义不同阶段的架上绘画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下皆获得了国内外艺术领域的关注和认可。在某种程度上,其艺术实践自85新潮美术运动以来就始终带动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脚步,也使其成为当代艺术研究无法绕开的话题。在王广义的架上绘画中符号、图式等因素不断重构和延异,而这种变化着的语言体系又贯穿其创作的始终,并逐渐形成其艺术发展的重要线索。同时,王广义艺术的成功也得益于这种对画面因素的符号化处理,以及对图式性内容精妙而富有创造力地转译。在其早期作品中,王广义表现出了对外部世界形而上思考的迷恋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控诉与叛逆,这种阶段性的文化立场和具体指向都伴随其作品自身的解构和更迭而从外部思考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观照。从《北方极地系列》到《新宗教系列》其总体创作过程呈现出一种由外向内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也高度契合了相应时代的文化语境。本文尝试以王广义绘画作品中高度个人化的艺术图式以及画面符号的延续性作为切入点,并结合相应时代背景和王广义的个人历程对其不同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以及“由外向内”的思考趋势进行共时性的分析。此外,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符号和图式作为艺术语言的重要构成因素,无论在提高作品的个人辨识度方面,还是在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而老一辈艺术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对待历史和艺术的特殊观念与批判精神也仍然对当下新一代艺术参与者具有参考、借鉴以及对自身反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