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后,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延伸和北美、澳大利亚等地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化研究逐渐抛弃了早期的学术初衷和批判立场,出现了以菲斯克(JohnFiske)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范式危机。对此,同样受益于伯明翰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试图反拨菲斯克,在呼唤文化研究重新回归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同时,凯尔纳为文化研究如何有效应对当代的境遇和挑战进行了不懈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理论方法和思想策略。目前,国内外尚没有对凯尔纳的媒体与文化研究思想及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渊源关系的系统研究。本文因而试图为此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并希望能从凯尔纳对以菲斯克为代表的后现代民粹主义转向的批判与应对中,管窥后期文化研究的路向转换与发展逻辑。为此,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主要在总体上呈现凯尔纳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渊源关系。首先从后期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范式危机及其代表人物菲斯克所招致的批评中引出凯尔纳其人,进而从两个方面引入凯尔纳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脉关系,最后综述国内外对凯尔纳的媒体与文化研究现状,并表明本文的写作目标。第二章具体阐释凯尔纳应对菲斯克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范式危机的第一个策略。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撤退所导致的危害,使凯尔纳迫切呼吁文化研究恢复对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重视。本章在对此进行梳理和评价的同时,突出阐释了凯尔纳对政治经济学的重构之处,以及其所提倡的多视角文化研究方法。第三章进一步阐释凯尔纳的第二个应对策略,即重建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恢复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在梳理和阐释了英国文化研究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快感政治,再到凯尔纳重建意识形态批判的发展轨迹后,重点阐发了凯尔纳的多元意识形态批判思想及在意识形态文本中寻找乌托邦契机的理论见地。第四章则主要阐述凯尔纳的第三个应对策略,阐释其在文化研究与后现代理论的碰撞与融合中的推进之处。针对20世纪后期媒体和消费文化研究中出现的后现代转向,凯尔纳批判地提出了“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思想,本章通过对比其与菲斯克对同一个案的不同解读,对此进行了深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