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开始,近代技术就开始向世人彰显其巨大威力。技术的迅速发展造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如何协调现代技术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成为当前技术哲学研究中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维柯就提出了“诗性智慧”、“诗性思维”、“诗性逻辑”的观念。在现代技术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早期的“技艺”一词本身就具有美和道德的含义,而柏拉图之后这种含义逐渐脱落,造成后世技术与艺术逐渐分离。现代技术对物质世界的“限定”和“强求”,使得技术的“真”与“善”和“美”相冲突,“诗意地栖居”被破坏。维柯和海德格尔都在呼唤一种作为技术发展理想范式的诗意的技术,这种诗意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技术。维柯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引发了诸多深刻思考,但对现代技术本身的发展缺乏实际触动。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技术观的挖掘,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技术恰恰提供了一个诗意的技术曾经存在过的范例。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技术的所有过程和成果都符合诗意的技术的标准,而是说中国传统技术的基本理念和规范符合诗意的技术的本质特征。中国古代技术典籍大多记载具体的技术操作规则和应用,较少涉及对技术观的阐释,而对技术观的阐释往往是通过古代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一定程度的再现,也是作者运用自身的观念影响社会生活,塑造诗意的技术的有效载体。古代文学作品折射出的技术观,可能要比技术典籍更丰富,更生动。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挖掘技术观不仅具有可行性,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意的技术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通过古代神话、诸子寓言、两汉辞赋、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技术观。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诗意的技术的起源。在与古埃及和希伯来神话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在技术起源的认识上具有有机自然主义特征,具体表现在技术与世界的起源、技术与人类的诞生、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技术发明中的制器尚象、技术发明主体的神圣化、技术活动中的天人交感等方面。诗意的技术作为中国古代技术的本质特征,在先秦诸子寓言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还是在技术系统内部,都强调技术诸要素之间的和谐,表现出由“技”入“道”的追求。“技”只是技术活动的表层体现,“道”才是技术的理想状态。中国古人常常通过外在的技术活动,反身而求内在的精神诉求——得道。而“道”正是技术活动中真善美有机统一的高度概括。中国古代技术“由技入道”的本质属性,使得技术在其社会功能上自然地被赋予了“经世致用”的特点。通过对大量汉赋作品的挖掘,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受实用理性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技术只有在与其他社会要素和谐共存的状态中,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进入古代社会生活的主流。在对待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强调“以道驭术”,这一点在明清小说中有比较突出的体现。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深受技术伦理的影响和制约。无论是以善为本的职业伦理意识,还是“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意识,抑或是重义轻利、强调“抑奢”的社会伦理意识,都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文学作品中传达出的诗意的技术必然会影响具体的技术实践。文学与现实技术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式的交汇,从而也使得诗意的技术对传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当然,诗意的技术有其内在弱点,比如缺乏对技术原理的探索,技术标准不够精细,技术创新缺少市场经济的推动。但它的存在足以表明,诗意的技术并不是只能在远古时代寻觅的历史回声,而是可以真切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这就为现代技术向诗意的技术转化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