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由于经济政治的变革,“王者制名”在自然、社会、伦理品质三个层面所建立的以自身为中心的秩序遭到破坏,出现了名实相怨的状况,造成了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孔子在论述为政时,提出了“正名”学说。他试图通过对社会之名、伦理之名的匡正,恢复以“礼”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和以“仁”为中心的伦理品质。这样,“正名”就成为孔子美学体系建立的内在性根基。 孟子则认为“正名”应从“正人心”开始。他从人性善的角度提出人具有“仁、义、礼、智”四端,通过“正人心”使这四端扩充就会让人具有“仁心”。这是为了达到正确的认识和准确的命名对主体的伦理要求,也是主体所应具备的素质和精神状态。而四端的扩充形成的“浩然之气”,则成为孟子衡量人格美的主要标准。 与孟子不同,荀子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正名”的主体必须达到“虚壹而静”。只有如此才能去除内心的蒙蔽,使人聚神于对事物的认识之中,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对“实”进行恰当的认识和命名,最终使名实相符达到“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的目的。而他在对孔子的匡正社会之名阐发时,则提出了“乐合同,礼别异”的理论。 先秦以后,正名理论获得发展完善的同时却趋于僵化,最终导致了“名教”的出现,严重束缚了人性的发展。从而引发了魏晋时期“越名任心”、“越名教而任自然”等追求自由的主张。而正是这种对自然人性的追求,导引中国美学在魏晋时期进入了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