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准备讨论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而是将货币非中性作为理论前提，在假定货币政策能够影响真实产出的基础上来讨论货币政策是通过何种方式如何影响产出的。在宏观经济上，本文主要聚焦于投资函数，即主要讨论投资对总需求的影响。在各国的宏观经济中，投资是变动幅度最大的需求变量，也是决定政府当局政策是否有效的最重要变量。同时，本文又假定投资函数中的边际效率曲线是不移动的，即主要讨论利率变化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宏观经济急剧恶化或者急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边际效率曲线是会发生移动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率与信用仍然是制约投资的最重要的变量。同时，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今天，金融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日益上升，利率的变化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决策，但是利率对消费的影响与投资是同向的，并不存在矛盾，所以本文的结论在考虑进消费的作用时并不用进行调整。这样，本文的讨论就转化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利率水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货币与金融资产被割裂开来，同时利率却又被认为是单一结构。随着金融深化的发展，这一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本文试图以大货币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传导，随着银行的引入，将利率观与信贷观纳入到一个理论框架中。本文所有的金融资产(包括货币)都存在货币性与金融性的内核，它们之间存在着或强或弱的替代性，一般说来这种替代是不完全的。影响投资的是不是单一的利率水平，而是利率的期限结构。传统的调控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是通过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传递，最终才影响到中长期利率的。由于金融资产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受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影响在下降。与此同时，银行体系在金融总量中地位的下降，也削弱了货币供应在影响中长期利率方面的能力。而金融市场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加剧了这一趋势。本文主张短期的货币政策应该致力于调整利率的期限结构，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应该为辅并主要着眼于物价水平。长期的货币政策应该致力于降低金融资产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提高流动性，透明、稳定的金融制度与监管是中央金融当局应当关心的重点。对中国而言，银行体系传导环节的阻塞是当前的现实，金融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是亟待解决的任务。一味加大货币供应不仅不能实现投资的增长，反而会埋下日后通货膨胀的隐患。促进并规范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完善国债体系，加强银行监管，应该是中国人民银行及证监会改革工作的重点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