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社会迫切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压力深刻形塑着基层社会的治理发展格局。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与要求,接受赶超式发展理念指导、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的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治理路径选择。在此理念的指引之下,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于南昌行营发起了辐射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新生活运动。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统筹调动各种资源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塑造国民的现代人格及品质,激活并整合社会力量,为国家现代化转型创造条件。这一设想因与阎锡山的施政举措相合,迅速得到阎锡山的积极响应与全力支持。在山西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领导下,山西省新生活运动具体围绕“清洁”、“规矩”、“三化”及社会风俗改良运动正式展开。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典型缩影,1934—1937年的山西新生活运动同时呈现出“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两个面相。前者指向社会治理范围与对象的“日常化”,呈现为涵盖各类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面貌;后者表现为社会治理策略与机制的“运动化”,试图构建动员广泛社会力量“有为而治”的治理图景。在一定程度上,山西新生活运动对于改观社会风貌、规范个体行止、传播文明理念有所助力。然而,由于治理目标设定过高、与民众的实际需求脱钩甚至背离、治理者和参与者的革命意志不足、缺乏严密的组织基础及其有力的社会动员与治理能力,山西新生活运动的两个面相在推行和落实的过程当中逐渐扭曲失真,反而给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其建立合理有序的现代生活、塑造现代国民的愿景终于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