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系集团以湘军起家，成为太平天国农民军最凶悍的对手，并最终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了濒临灭顶之灾的清王朝。但与此同时，汉族地主政治势力乘势崛起，对晚清中央集权制度起了分解作用。本文即就湘系集团崛起过程中清廷对其抑制因素及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初，清廷不过是因为湘勇可战而用于战场急需，绝非是让湘军担当重任，但湘军出乎意料地并没有象八旗、绿营兵那样一战即溃，而是屡败屡战，不仅重创太平军，而且出省赴援湖北夺武昌，扭转了清军的被动态势。然而曾国藩所建湘军与正规军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以募兵代替行伍，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军饷亦自行筹措；湘军兵将绝大部分是湖南人，骨干人物之间以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相联结，所以湘军虽名为官勇，实为私家军队。因此咸丰帝迟迟不肯把地方督抚实权授予曾国藩。但是形势的发展迫使清廷对原有政策作出一再调整，不得不采取了控制使用湘军出力而江北、江南大营收功的策略。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中以文庆、肃顺为代表的部分较有见识的满州大臣却认为八旗、绿营久已腐败，必须重用汉族地主士绅才能应付时局变化，对曾国藩等人极为赞赏，力主重用。胡林翼即在此背景下出任署理湖北巡抚，此举既不致使曾国藩事权过重，又安慰了湘军，湘军势力也开始正式介入地方实权，此为日后湘系集团发展乃至崛起的一大契机。 但重用胡林翼并非表示清廷对湘军的放心，对湘军势力的抑制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布置部分八旗将领分领湘军战功，这主要以塔齐布、多隆阿为代表。但二人程度不同地为湘系笼络效力，这一打算基本上没有实现；其二是利用官文集团牵制湘系集团，但曾、胡事事推让以求发展，湘军在湖北站稳了脚根并得到发展；官文则坐享其成，清廷牵制湘系集团的计划被大打折扣；其三是限制并一度削夺曾国藩兵权。然而湘军及湘系集团上有文庆、肃顺二人为奥援，地方上有胡林翼、左宗棠支撑，于内部有人才济济的幕府维持运转，不仅战局有利，自身也依然得到了发展，初具地方实力集团的规模，清廷在多方抑制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湘系集团的实际作用，曾国藩的再度出山领军，左宗棠为人参奏终得解救并得以领军独当一面，都证明了这一点。待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摧毁后，内外形势都变得对湘系集团更为有利，咸丰帝终于授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其节制，以湘军为根基形成的晚清第一个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集团--湘系集团宣告正式崛起。 辛酉政变后的数年中，清廷较之以前更加放手使用湘系集团，不仅曾国藩奉旨节制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省军务，凡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皆受节制，而且左宗棠、沈葆桢、李续宜、刘长佑、刘蓉、彭玉麟、李鸿章、郭嵩焘、刘坤一等多名湘系骨干及与湘系集团有密切关系者也都出任督抚布按大员，一时间南方各省实权竟大部分为湘系集团所掌握。 尽管清廷采取扶植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使之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互相制约，甚至严密监视、申儆曾国藩，曾本人也时常警惕，对嫡系部队大加裁减，淮军亦由湘军分化出自立门户，但清廷为维持统治仍需要湘军继续效力，且湘军仍保留了一批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湘系集团因之得以长存不散。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刘坤一等人为代表，湘系集团多人久居地方督抚要职，由此开始奠定了汉族地主官僚在晚清政局中的优势地位，清廷对湘系集团的抑制因素宣告基本失败。湘系地方督抚集地方军、政、财诸权于一身，在清朝原有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权力结构上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从此满、汉统治者之间的势力对比起了显著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以军功起家的汉族地主官僚控制的湘、淮勇营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成为军队主力，也就削弱了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这一角度上看，湘系集团的崛起可说是清王朝末日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