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小说中隐含着一种精神性的质素,抑或是一种灵魂的内核,它或许就是作家创作生命不息的“内在动力”。读贾平凹的小说,有一种突出的感受,就是在他身上兼有农民与城市文化人的双重身份;在他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中,也同时兼有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双重因子。居于城市中的贾平凹时刻在审视自盼的“圣地”,贾平凹依然用纯粹的心灵,创作出一部部小说来极力与城市文明抗衡,他化身为“乡村的守护神”,将自己定位为心属乡村的城市“他者”。同时城市化的冲击,贾平凹已无法用常态去看待乡村与城市,他被迫徘徊于城乡之间,重新审视这残缺的世界,这使得他在作品中又时常将自己推到“局外人”的社会定位上,也许为了看得更清,悟得更透。但在现实中,贾平凹已无法找到自己灵魂的栖息地,只有将这颗焦虑的灵魂寄托于小说这一“虚构的世界”。在中国文坛,贾平凹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尽管身处魅力诱人的文学海潮之中,他却钟爱“做自己”。为了始终如一地追随他内心的那颗情系热土的灵魂,他不断尝试,寻求改变,最终以一个高产、精神丰富、“鬼才”的形象立足文坛。本文选择《浮躁》、《废都》、《白夜》和《高老庄》这四部长篇小说作为研究的文本,探讨20世纪80至90年代城市化进程中贾平凹内心的困惑与精神探寻。《浮躁》的尝试,打开了贾平凹探究时代之下人的精神所在之路,徘徊于城乡间的金狗,像是青年时期的贾平凹,莽撞、青涩、无所适从,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纵使感到焦虑、困惑,但也从不停止自己寻求精神处所的脚步,漂泊在城乡间的灵魂难于找到栖息之所。“离去——再离去”的人生循环模式又一次在《废都》上演,延续着浮躁之气,充斥着颓废之感,贾平凹在西京城所做的努力并未真正安抚和寻求到焦虑的灵魂,他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回到农村还是留守城市,庄之蝶的结局也不曾真正结束,他的灵魂随着贾平凹的探索之心走向远方,依然继续着去与归的生命循环。抛开了《浮躁》时的迎合式的写作,直达自己的内心,这让灵魂有些许的轻松自在,《白夜》就是这种真实写作的产物。在《白夜》里,贾平凹将自己无处安放的灵魂从“再生人”转移到了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他想从中寻找到求生的稻草,重新构建自己漂泊的灵魂处所,一次次的尝试都被无情地扼杀,灵魂依然毫无目的悲凉的飘荡在丑陋、混沌、焦虑、荒芜的“废都”上空。如果将《浮躁》看成是一部电影的开端,那么《废都》与《白夜》形成了他的发展与高潮,《高老庄》则收拢式的做了他的结局,若将这部电影定格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与经济格局大变革的背景下城市与农村的变化以及在城乡间迁移寻找的一群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们的困境及出路的书写,经过《浮躁》、《废都》和《白夜》的努力,《高老庄》已经走向出路。本篇论文的主体分三个章节,第一章结合贾平凹自身定位和创作小说的心路历程来探寻贯穿其小说创作始末的“灵魂”。自身定位可从个人、社会两层面阐释,心态历程可从其创作的“青涩时期”、“改革春风下的‘商州系列’小说”创作时期、“《废都》时期”和“探索时期”四部分进行梳理和研究。第二章重点分析《浮躁》、《废都》、《白夜》和《高老庄》四部作品,探寻作品中人物在城市与农村间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的心灵嬗变,以此窥探贾平凹的精神世界。第三章着重分析寻找这种心灵嬗变的深刻意义,探寻贾平凹自身面对“魂归何处”时的焦虑与彷徨。通过各种不同层面的尝试和分析,最终将小说创作呈现的循环模式与贾平凹内心对精神处所的追寻轨迹合为一体,用“圆”的哲学深意总结贾平凹的创作心态和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