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人权意识的觉醒,死刑的存废为众多国家所垢病,人们意识到死刑是残忍的、有违人道主义精神,全面废除死刑的呼声愈加强烈。在死刑改革的推动下,我国于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 13项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为了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颁布,其中增设了仅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即终身监禁。终身监禁并无统一的定义,在国外有着不同的名称和种类。而作为舶来品的我国终身监禁由于其先天不足以及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寥寥数语的抽象规定使得其入刑以来学界围绕其法律性质、适用问题等展开的相关讨论愈演愈烈。无论从目前终身监禁的立法来看抑或从司法实践出发,都应将其定性为贪污受贿犯罪中死刑缓期执行的一种可能的执行方式。终身监禁设立是国内严打贪腐犯罪的态势所趋,而这也在客观上控制和限制了死刑的适用,改善了我国死刑与生刑之间的悬殊,有效预防了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司法腐败现象。当然,没有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这从司法实践中可见一斑。终身监禁在适用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各种问题。首先在立法方面,我国对终身监禁的量刑条件没有具体规定,终身监禁的溯及力问题以及与重大立功的关系问题都没有统一观点。其次在司法方面,终身监禁的设立将会给监狱系统带来管理上的不便以及沉重的财政负担。基于终身监禁引发的种种问题,本文拟作深入分析并提出关于我国终身监禁的立法走向建议。首先,在立法存在终身监禁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明确终身监禁的适用标准,并且建立终身监禁的重新回归社会的途径以更好实现刑罚对罪犯的改造功能同时缓解监狱的执行压力。同时,基于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的严酷性,不宜将其扩大至更大范围,更不宜将其上升为单独的刑罚种类从而成为死刑的替代措施。从司法实践出发,或可将贪污受贿犯罪纳入死缓限制减刑的调整范围以克服终身监禁的先天不足与负面影响。在死刑改革背景之下,如何进一步促进我国刑罚体系改革,使其更加科学完善则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