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与钟、王并称为中国楷书三大家,他代表了唐代楷书的最高峰,也是中国书法楷书艺术的收官者。颜真卿的出现,改变了二王书法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杜甫诗‘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颜书行世之前的旧标准；苏轼诗‘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语未公吾不凭,’这是颜书风行之后的新标准。”①但是,颜真卿在唐代却书名不显,他崇高书学地位的确立是在其身后数百年的宋代。陈寅恪先生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经济社会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②颜真卿恰恰处于这一转折的关捩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息息相关。从书法接受史的角度来看,颜真卿书法于数百年之后的宋代被激活,是从宋人对其人品的关注开始的。北宋政治现实的需要使颜真卿的崇高人格形象为士人尊崇、模仿的典范,欧阳修发现了在颜真卿身上所体现的道德与艺术的统一,这与欧阳修所主张的“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念正相契合,“以人论书”的书法品评观由此提出并逐步深化。南宋民族矛盾是时代的主题,人们对颜真卿的尊崇逐渐发展为人格崇拜,进而将其捧上神坛,作为神来供奉、祭祀。由颜真卿所引发的“以人论书“的品评观成为后世书法评价的核心价值观。随着对颜真卿书法研究的深入,具有开阔艺术史视野的朱长文、苏轼等人,认识到颜真卿书法的艺术价值,将其推到至高的艺术史地位。但是,随着楷书艺术的盛极而衰,宋代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主要集中在他的行草书上,从而放大了他的行草书影响,忽略了对其楷书的深入挖掘,使得颜真卿书法的本文在接受过程中产生了接受变形：一、颜真卿“三稿”所承载的人格与艺术魅力得到宋人的高度评价,颜真卿的“稿草”也因此备受宋人的关注。《祭侄文稿》在后世一步步走向神坛,成为“天下第二行书”,并理所当然的成为颜真卿行草书的代表作,颜真卿也由此首先被作为行草书大家,造成了后世对颜真卿书法本文的一再误读。这一结果虽非宋人本意,却也是宋人的思维惯性所致。二、忠义堂《裴将军诗帖》刻本与传世墨迹本俱为宋人所为,后世对其真伪争议颇多,但这一个案对于研究宋代颜真卿书法接受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楷书至唐代达到顶峰,盛极而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宋代印刷文化的繁荣,极大弱化了楷书书写的功用,这是造成宋代楷书衰落的主要的外部推动力。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颜体楷书在书写领域被极大弱化,另一方面它却在印刷刻字领域得到发展,颜体楷书渗透到我们血液里,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四、颜体楷书是一个博大的艺术体系,其中也包含实用与庸俗的一面。“大抵字必带俗乃入时眼,乃盛行。”①在宋代颜真卿楷书接受过程中,颜体实用与庸俗的一面被放大出来,逐渐背离了颜体楷书的艺术精神,这是后世庸俗的“大颜字”的源头。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宋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为后世元、明、清诸朝定下了基调,宋人由颜真卿所引发的“以人论书”观,也为后世的书法品评定下了基调。在书法艺术规律与接受者“期待视野”的合力之下,宋人眼中的颜真卿书法在历史镜像下变形,宋人对颜真卿楷书、行草书认识的错位也为后世颜真卿书法接受定下了基调。从这个角度来说,书法接受史上的颜真卿是宋代的颜真卿。作为中国书法楷书三大家之一,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但是,颜体楷书在后世书法接受过程中,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继承。纵观书法史,宋代以后善颜体楷书的书法家寥寥无几,庸俗的“大颜字”却比比皆是。这是颜真卿书法接受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楷书拥有崇高的书法史地位却门庭冷落,行草书的接受历久不衰,“天下第二行书”的盛名更是于近代飙升。当代书法创作多关注其行草书,颜体楷书只是属于入门教材,供初学者临摹而已。不知不觉间,颜真卿成为了行书第二大家,其代表作自然也属于行书作品了。在这一接受过程中,文本被逐渐误读。研究颜真卿书法接受个案,对于我们正确评价颜真卿书法的历史地位,思考中国书法接受的特征与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