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十七年”诗歌和“第三代”诗歌看作话语，并从话语的诸要素方面进行对应性考察时，发现这两个时期的诗歌写作状态及文本构成具有诸多极端的对应性特征。这些对应性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这两个时期的诗歌写作做出更客观、更公正看待。本文便是对从这一视角打量这两种状态诗歌写作的论述。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从语境、说话人、文本、读者和接受等方向上对这些对应性的论述。“十七年”诗歌和“第三代”诗歌写作的对应性集中体现在诗歌主体(说话人)的写作视角、主体人称、文本的实现干预和介入性、文本语言及作品对读者的沟通意图等方面。在写作视角上，“十七年”诗歌是上指的、仰视的，具有造神的目的性和构建国族寓言的显在使命感；这一视角又集中地指向三个方向：以伟大的节日庆典为主题的对中国的想象、以太阳为核心的意象群所组成的领袖崇拜和以城市符码为代表的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狂想，是对国族寓言的集中和极端书写。相应地，在“第三代”诗人那里，诗歌的视角则下倾和滑落，从国家、时代、大文化转向了个人、地方、家、日常生活和传统，笔触远离了英雄及其光辉业绩和传奇故事，专注于对繁琐的普通小人物日常生活进行不做提炼加工的表现和不动声色地展示，对在“十七年”诗歌中做为固定的民族精神承载物出现的宏大的事、物，不屑一顾，放弃想象；另外，太阳崇拜的视角还时不时投射到“物”上，导致了“物”的人化、神化，“物”成为政治观念的化身和政治的象征投射对象，而在“第三代”诗歌中“物”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存在；对神圣和崇高进行了不留情的冷漠的破解，坚持平民化写作姿态；把“时间”观念定格在当下，失去过去(历史感)和未来(理想主义)；等。在主体人称上，我们明显看到从政治抒情诗到“朦胧诗”，再到“第三代”诗歌，人称从上到下、从“我们”到“我”再到“物”(无我)的直线滑落，“十七年”诗歌和“第三代”诗歌正好处于这一线形的两端。另外，这两种状态的写作都造成了“自我”的失落，但失落的方式也呈现着对应性。文本品质的对应性集中表现在对现实的介入性和干预性上；在文本语言上，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对这两种姿态的写作进行了打量。对读者的预设、与读者的沟通意图方面，本文也进行了适当的阐述。对“十七年”和“第三代”诗歌的正面的价值和负面的失误，在现当代诗歌史的流程中，是个很大的题目，文中只略做臧否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