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增长极,实现经济增长的雄厚潜力。但影响城镇化的因素很多,按照方法论中驱动力划分,金融驱动是个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多从金融发展或单一方面探讨金融对城镇化的作用。但随着金融模式趋于集聚,从集聚视角研究金融驱动对城镇化的影响很有必要。为探究金融集聚内部各金融业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分析金融产业影响在地区间的差异,发挥金融驱动对城镇化的最大效用,论文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基于全国31个省2000至2016年数据,利用区位熵度量了银行、证券及保险的集聚水平,根据城镇化内涵和已有研究,构建了城镇化指标体系,为降低主观影响,结合相关性分析对初始指标进行筛选。对金融业集聚度及城镇化综合指数进行了空间自相关分析,了解了金融与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两者在空间层面的关系,通过偏微分分解得到了金融业及相关因素对城镇化的效应。并从五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区位熵结果反映北京、上海已具备中心极的条件,东部省份的金融集聚较高。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等地金融集聚突出,中西部集聚水平较低。城镇化综合得分表明测度期内各省城镇化均上升,东部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内省份间差异集中,但区域间差异显著,中西部省份的城镇化年均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城镇化及银行、保险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证券业发展较晚,受政策导向严重,近年才逐渐呈现空间相关性。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分布具有马太效应,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的集聚水平和城镇化相关性高,长三角地区整体发展均衡。空间演变发现,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从东向西依次降低,中部省份间差异不大,东部省份对毗邻地区存在溢出,两者整体发展趋于均衡化。金融集聚对城镇化整体存在促进效应。银行业集聚对城镇化促进和溢出效应显著,反映了银行业在金融资源调配中的主导地位,证券和保险直接效应为正,但证券业存在负向溢出。可能证券集聚抽离了邻近人才要素,弱化了“蓄水池功能”,“资金时空”转化弱化了邻近的城镇资金基础。人才对城镇化促进显著,反映了其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人口素质提升的优势。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具有抑制,固定投资直接效应为正,但对邻近地区存在挤出效应。根据研究结论,论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加快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发展,发挥金融集聚对城镇化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