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城市化程度伴随着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加深,截至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已到达63.89%,预计2050年将达到71.2%。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在促进专业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围城和能源资源消耗过快等“城市病”,这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也阻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由于环境污染本身具有负外部性,政府在治理环境污染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治理环境污染的资源和资金有限的约束情况下,城市面临的环境治理压力日益严峻,如何在既有的环境治理投入下取得更高的环境治理成果对于提高城市环境质量至关重要。中国的城市政策由早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到鼓励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再到2019年全面放开户籍政策限制,这必将鼓励更多的人口涌入城市,以往人们认为城市规模越大,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压力越大,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从促进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城市规模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规模的扩张并非总是降低环境治理效率,二者之间存在一个由上升至下降的拐点,在达到这个拐点前,城市规模的扩大有益于改善环境治理水平,从而为新时代我国的城市政策提出一些建议。首先,本文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从城市规模、城市规模与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治理效率三个方面对以往文献研究进行梳理。其次,使用含非期望产出的产出导向的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年-2018年的环境治理效率进行了测度,对测度结果从全国层面和省份层面进行分析。最后,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又通过全局和局部Moran’s I指数检验了环境治理效率空间分布上的集聚特征,从而引入了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上看,中国2007-2018年的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均值处于中上等水平,整体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区域层面上,我国省际间的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差异较大,从各年份效率均值上看,西部＞东部＞中部;城市规模与环境治理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当城市规模小于351.45万人时,环境治理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提高,当城市人口规模大于351.45万人时,环境治理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而下降;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影响环境治理效率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小,小城市对环境治理效率的边际影响最大。城市规模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影响环境治理效率;相比工业污染物,城市规模扩张对生活污染物治理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大。全局和局部Moran’s指数显示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城市规模和环境治理效率的“倒U型”关系,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 Moran’s指数关于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的判断。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逐步放宽户籍限制,增加大城市数量。（2）地方政府在吸引更多人口进入城市的同时,应该注重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城市创新能力,重视绿色技术创新。（3）加快城市群建设,促进区域协同发展。（4）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城市规模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为城市规模政策制定建言献策。（2）考虑到城市环境治理可能存在外部性,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说明环境治理效率的空间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