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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迈克尔·波特教授在1985年提出“价值链”这一概念以来,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逐步推进了价值链体系在国际间的分工与协作。全球价值链的诞生与延伸伴随着世界经济深入发展的全过程。价值链分工模式打造了全新的世界贸易格局,自然也对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政策和规则提出新的要求。在新的背景下,为了应对更高水平贸易规则的挑战,各经济体间积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寻求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新途径。自由贸易协定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内容上日益深化。它们覆盖的政策领域日益扩展,如投资与竞争政策,远远超出了优惠贸易协定传统上关注的领域(如关税)。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其弊病也日渐凸显,不满全球化的呼声开始出现并日益高涨。全球贸易增长缓慢,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加之影响世界经济的不安稳、不确定性、难预测的因素的日益增多,如何应对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深度调整,探索有效面对新风险与新机遇的新路径便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Design of Trade Agreements(DESTA)数据库以及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数据库合并形成2000-2014年涵盖4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度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影响,以及加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后,考察不确定环境下的FTA深度对于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签订FTA的深度对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积极影响,当考虑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原本FTA深度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会被削弱,即经济政策环境对原本FTA的深度对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根据缔约国的发达程度不同区分南南型、南北型和北北型FTA后,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之间签订的FTA深度对于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更显著的影响;在对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随着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不确定性的日益加深,深层次的FTA的缔结对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被更加显著削弱;最后本文进一步区分了不确定性的来源,回归结果显示,源于出口国或目标国的不确定性均会给两国贸易及价值链分工带来不利影响,而FTA深度对于价值链的积极作用也均会因此受到削弱。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Design of Trade Agreements(DESTA)数据库以及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数据库合并形成2000-2014年涵盖4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度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影响,以及加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后,考察不确定环境下的FTA深度对于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签订FTA的深度对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积极影响,当考虑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原本FTA深度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会被削弱,即经济政策环境对原本FTA的深度对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根据缔约国的发达程度不同区分南南型、南北型和北北型FTA后,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之间签订的FTA深度对于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更显著的影响;在对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随着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不确定性的日益加深,深层次的FTA的缔结对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被更加显著削弱;最后本文进一步区分了不确定性的来源,回归结果显示,源于出口国或目标国的不确定性均会给两国贸易及价值链分工带来不利影响,而FTA深度对于价值链的积极作用也均会因此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