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活力的一个阶层,自身具有很多独特的文化蕴涵,本文拟从士的兴起谈起,以《史记》中的士形象为主,分析春秋变革开始至汉武帝时期士人的基本情况,探讨士的人格特性和文化表征,揭示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士”这个特殊阶层在精神领域所表现的特点,以及司马迁通过这些士形象所要阐述的观点及意义,借以探求《史记》塑造士这一类形象的深层文化蕴涵以及给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文章共分五个部分。在引言(第一章)中。主要对士、人格、文化人格的内涵做出界定。第二章论述了春秋和战国早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士人的崛起,及其忧道、谋道、舍生取义的完美人格范式:“士”被赋予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远大的“道”的执著追求,在理想境界里,士具有高远的理想、不懈的追求以及高尚的情操。第三章主要探讨战国中后期开始活跃在乱世舞台上的谋臣策士、良弼猛将。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王室解体、群雄竞霸。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严酷现实诱发了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重利轻德:不辩良善和丑恶,不择手段和途径,处心积虑地实现个人目的,便是上至诸侯,下至庶民百姓为利奔忙的战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伴随着士人政治地位上升的是群体人格的沦落。然而这毕竟只是士人人格完善之途中的暗流,随着秦汉一统政权的建立,顺时而处的秦汉士人无奈地泯灭了自己的人格个性,开始了迎合统治者的“吏化”。第四章论述了贯穿于整个《史记》人物画廓的“侠士”形象,他们没有早期儒家士人那样规范的道义操守,亦没有其时法家、纵横家那样显赫的社会政治地位,而是游离于道义与政统之间,但他们重诺守信、扶危济困、趋人之急,为很多没有精神归属的“游士”找到了新的人格出路,也从另一侧面充实丰富了《史记》中士人的人格形象。第五章从社会文化角度论证了士大夫人格形成的必然,士人阶层的文化表征之一是强烈的用世意识,面对国家暴力的威逼,处于卑弱态势的士人群体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有限和专制集权的严酷,现实中的不遇和困顿迫使他们迅速调整,并采取了实际的入世态度:融合儒、道两家之长,穷则独善,达则兼济,实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士人、大夫、文人三重身份的整合,基本奠定了后世士大夫的人格模式。迄今为止,学术界在先秦士人的人格研究这一领域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略显不足之处在于:学者们对战国之士的研究偏爱有加,而对春秋和汉初之士的研究相对忽视。另外,士人人格的积极一面常被学者们津津乐道,而士人精神素质的严重滑坡却很少反思和探究。笔者正是基于这一研究状况,选定《史记》中作者精心构建的士形象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将他们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在前后相继、新旧交替的动态历史中研究他们文化人格的差异和变迁,以期对现实社会知识分子的道德建设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