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以1978年发表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棉花白生生》走上当代文坛,继而在创作中,他倾注了满腔的创作热情,以一种难得的执着精神坚守在短篇小说创作的前线。在这个长篇主导,短篇缺失的文体发展失衡的时代,他始终坚持底层的立场,叙写震撼灵魂的短篇故事。刘庆邦这种独特的艺术姿态,便是他对纯文学的追求以及对短篇小说的挚爱。然而在当代文坛上,他的这份执着与努力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刘庆邦实属“异类”,从未火爆过,但却平平常常得令人尊敬。短篇小说代表了刘庆邦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绩,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出发,来分析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第一章首先分析了作家刘庆邦在小说创作中,坚持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对底层人性进行着双重的开掘,底层人性的弱点在现代文明的浸染下彰显,人性之恶也在苛刻的生存环境以及权利阶层的施虐下爆发,对这种人性之恶,作家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但恶并不是人性的主宰,人性更应是向善的,在作品中,作家更是通过人性的自然之美以及人类情感之美赞扬着人性的光辉与坚韧,让我们看到了那被忽视的底层世界中所生发的美好与希望,也使得作品具有了启发与劝善的价值。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中的苦难表达。刘庆邦始终将农民与矿工作为小说中的主角,目光也始终投向农村与煤矿的世界,对其苦难的展示也成了刘庆邦作品无可规避的选择。对苦难做出的理性表达体现在对历史苦难的追忆以及对当下煤矿工人生存苦难的展现方面。理性意味着直面苦难,并以疼痛的姿态叙写着苦难,历史中底层物质的困窘,精神的刺痛,当下煤矿工人生存的艰难,生与死的抉择,刘庆邦以理性的方式还原着这些带有持久性的沉重苦难。除此,他还在小说中进行着诗意的发掘,那便是对农村少年与少女世界苦难的诗意表达,少年时代丧父阴影下的忧郁以及少女婚恋悲剧下的哀愁,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充满忧郁的心理情感世界。第三章主要从短篇小说文体与审美的角度探讨了刘庆邦短篇小说的时空意识,这是作家对世界独特审美观照的产物。时间与空间共同存在于作家笔下的乡土与煤矿的世界,小说不再按时间的情节线来组织,时间在小说中只是作为一种审美的力量而存在,时间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或“圆”性的模式,或是对自然、器物、复仇等场面的瞬间的浓郁审美。时间在凝滞,空间正在被作家极致的开拓着,这不仅体现在于自然、民俗的背景中寄托人事,还表现在对人物内空间的开发。审美的时间与放大的空间,是作家对短篇小说文体与审美要求的自觉实践,闪烁着刘庆邦短篇小说创作的纯粹性以及作品的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