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督教象征之一的教堂,在半殖民的历史语境下才遍及大江南北。这些教堂,是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的基地,大大小小的教堂,构成对中国的点状殖民宰制,这种殖民控制是多层次、不完全而碎片化的半殖民主义控制。依附于殖民势力的教堂空间是一个异质空间,既是民族冲突之所,也是现代性的萌生之地。半殖民语境是教堂进入中国的特有语境,也是现代中国文学与教堂的遇合语境;它规约着教堂的空间属性,亦由此而规约着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教堂书写。在半殖民的中国,教堂与人形成双向互动,国门内外的教堂,带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教堂体验,身份各异的知识分子,其打量、体验教堂的角度也千差万别。晚清外交官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停留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把西方教堂作为一种风物加以打量,流露出既想学习西方又惧怕西方的文化心态;在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笔下,教堂所折射的是处于文化夹缝中的留学生对待西方文化时充满矛盾张力的文化应急状态。而从冰心、林语堂、许地山、曹禺、贺敬之、萧乾等作家的早年生活经历来看,教堂早已进入现代中国作家的日常生活,形成其真实而个人化的教堂体验,他们既在此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也看到落后中国的惨状;既从中受到基督精神的感染,又看到附着在教堂背后的殖民侵略与文化霸权。真正富于文学性的教堂书写,则体现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中。综观现代中国文学史,教堂或作为一种西方符号,或作为空间参与叙事。作为西方符号能指的教堂,具有两层内涵:一是象征着西方现代化、都市化的一面,被现代中国作家加以展示;二是象征着西方基督教精神,成为现代作家借径的价值资源。但不论是作为展示的对象,还是借径的对象,教堂都折射出半殖民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取法”西方时复杂的文化心理,而这一点,在“误读”的教堂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海派作家穆时英、张爱玲、徐訏以不同的视角展示教堂这个“西洋景”,穆时英的展示充满悖论,轻描淡写的“批判”背后其实是对西化经验的炫耀,上海“土著”张爱玲则通过教堂抓住了上海金钱至上的城市精神,徐訏笔下的教堂,迎合了读者对异域风情的猎奇心理。徐志摩、石评梅、冯至本想借教堂重建精神价值体系,但作为宗教意象的教堂却把他们拉向更加迷茫、焦灼的境地,引发了他们更深层次的困惑、苦恼与精神危机,体现出半殖民语境下借径西方的困难。面对作为西方霸权象征的教堂,李伯元笔下的晚清官员闻风丧胆,错把清真寺误认为教堂,上演了一出受殖者面对殖民霸权时的荒唐闹剧;而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却采取有意误读的方式,试图以主方语言代替客方语言,强制建立中国与西方的关联,不过,郭沫若采取的这种方式,恰恰折射出一个半殖民知识分子含混的文化认同,并未能从根本上缓解其认同焦虑与危机。作为叙事空间,教堂或提供了故事的场景,或参与了半殖民中国历史的叙述,或参与受殖者形象的塑造,与寺观形成了对比。中国传统的文化空间寺观,在现代中国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传统寺观空间诗意、浪漫的文化属性被解构,寺观内启蒙与现代性话语相互交织。与寺观空间不同,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教堂,其空间内涵指向半殖民,靠近与逃离、艳羡与仇恨成为作品中人物形象对教堂充满悖论的感受,现代性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相互交织,殖民与解殖民重复往返,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半殖民的空间特性。在教堂作为“空间”的文学作品中,延安教堂尤其值得注意。不同作家笔下,延安教堂的空间内涵各不相同,阶级话语与性别话语呈现出微妙的互动。在茅盾、陈荒煤、贺敬之笔下,主流的阶级话语赋予其新的含义,改造前的“鲁艺”是象征着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场所,改造之后,“鲁艺”则象征着延安文学昂扬向上的精神;而在女作家丁玲笔下,延安的天主教堂却是边缘女性贞贞寻求庇护的“缝隙空间”。被改造的“鲁艺”教堂与作为“缝隙空间”的天主教堂之间,充满耐人寻味的张力结构。上述以不同方式呈现的教堂,共同构成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堂空间图谱,形成一个“半殖民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知识分子复杂的文化心态、现代中国的历史面貌以一种特别的视角呈现在读者面前。现代性与民族主义、殖民与解殖民、文化与身份、阶级与性别等种种话语都蕴涵其中,它们此消彼长、含混多元,呈现出现代中国文学丰富的图景,烛照出现代中国作家充满矛盾张力的文化心态,展现了处于古今、中西之争中的现代中国的复杂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