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横亘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户籍制度及以此为根基衍生而出的制度体系,将城市和农村分割成遵循不同社会经济资源分配规则的两种社会格局。具有二元性质的城乡社会在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均深刻地受到了这种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一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直接作用于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基于身份的区别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具有排斥和隔离的功能,农村人口虽然能进入城市,但却难以融入城市。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结构都在经历一种双重演变,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如何才能在城市中安居乐业,城市怎样接纳这些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二者何以从旧的、割离的发展轨迹融合进入一种新的发展轨迹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时代命题。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的数据,尝试考察阻碍“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作用机制。理论上来讲,个体从原已适应的社会环境去到新的社会环境后,只有适应新的环境,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身份得到认同和接纳才表示该个体实现了在新环境中的融入。对“乡-城”流动人口来说,这里隐含了这样一个具有筛选功能的条件,即需要流动者本身具备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能够有效获取和运用社会经济资源。但是,作为具有差异性的“乡-城”流动人口群体,他们无疑存在着社会经济资源获取能力的高下之分,那么,具备什么样条件的“乡-城”流动人口才能通过这一筛选过程,适应城市并被城市所接纳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筛选机制?它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将之大致分为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和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本因素。前者主要考察户籍制度的区分作用,后者主要考察“乡-城”流动人口在教育、职位、收入等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具体而言,建立回归模型纳入分析变量后,本文发现,在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多项因素中,制度因素、人力资本因素、时间因素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城乡间的不平等结构形塑了一种对“-乡城”流动人口的筛选机制,它一方面通过制度进行群体区分与签注,给予不同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居于劣势位置的群体,只有其中极优秀的个体才能够跨越制度造就的阻隔。这种筛选机制的高度选择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户籍扮演了一种选拔标准的角色,它是“乡-城”流动人口获得社会经济资源的重要依据,只有优秀的个体才能摆脱先天的户籍制度枷锁,取得更具优势的城市户籍；第二,社会经济资源的获取能力是衡量“乡-城”流动人口是否能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乡-城”流动人口才有可能具备较高的获取和支配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第三,社会融入是一个需要长久时间的过程,时间因素的作用应当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