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提出新贸易地理理论以来,经济一体化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中国推行对外开放之后,工业集聚日趋显著,引起国内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关注。尽管现有研究基本肯定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但是,多数研究以贸易成本下降对工业集聚的影响为分析对象,而对FDI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如果FDI是中国工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那么,由于工业集聚是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造成区域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之,中国对FDI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如何更好地利用FDI,以促进中国工业集聚、加快由集聚到扩散的过程,就应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尝试对FDI影响中国工业集聚的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并对FDI影响中国工业集聚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从而从理论和实证的双重角度论证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进而提出合理利用FDI促进工业集聚的政策建议,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首先,本文通过对产业集聚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提出了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机制。FDI流入之后,不仅可以通过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吸引其他FDI及内资企业选址于相邻地区,实现FDI的自我强化,形成基于FDI的中国工业集聚;而且可以通过制度优化效应、基础设施改善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等带来区位优化,吸引新的FDI及内资企业做出区位选择,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工业集聚。同时,中国工业集聚也会对FDI产生影响。中国工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如中间投入品共享、劳动力共享、知识溢出、规模经济、交易成本降低等,能够继续吸引FDI流入,进而形成FDI与中国工业集聚相互促进的循环累积;工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如拥挤成本、过度竞争、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可能会导致FDI的迁出,从而对工业集聚产生不利影响。其次,本文通过对在华FDI的演进趋势、中国工业集聚的变动趋势进行探讨,构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对FDI影响中国工业集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改革开放之后,在华FDI规模、来源地、行业及地区分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FDI已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且利用FDI规模呈明显上涨趋势。FDI的来源地结构由改革开放初期以港、澳、台地区为主的单一格局逐步过渡为多元化格局,港澳台、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相对稳定地成为FDI主要来源地。尽管FDI的行业分布逐步多元化,工业部门一直是吸收FDI的核心部门。FDI的地区分布较为不平衡,东部地区拥有绝大部分比重的FDI,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FDI比重较小。不论是从单部门集聚的行业层面,还是从多部门集聚的地区层面,中国工业均存在显著集聚趋势。在行业层面,本文使用空间基尼系数及EG指数对1988-2008年间中国近39个工业两位数行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分析;在地区层面,本文对1980-2008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集聚变动趋势进行了考察。行业层面的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存在集聚且多数行业处于中、高度集聚状态;工业集聚总体呈不断增强趋势,但近几年集聚程度略有下降;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以资源、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而资本密集型行业未出现显著集聚;集聚程度上升较快的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居多。地区层面的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存在明显地区集聚;东部地区已成为中国工业的中心,而其他地区成为中国工业的外围;尽管近年来东部地区的工业集聚有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扩散的趋势,但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均衡状态却未有实质性改变。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FDI显著地推动了中国工业集聚。根据对行业及地区层面FDI渗透度与工业集聚度之间关系的初步观察,FDI渗透度与工业集聚度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为此,本文分别归纳了行业及地区层面的工业集聚影响因素,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FDI及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FDI对工业集聚影响的显著性。根据对36个两位数工业行业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FDI、劳动共享是中国工业集聚的促进性因素,而市场分割是中国工业集聚的阻碍性因素。根据对30个省份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FDI、地方保护、市场潜能、拥挤成本、自然禀赋对工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而劳动力成本对工业集聚具有阻碍作用。因此,行业层面及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均充分支持了前文关于FDI对中国工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的理论预期。最后,本文在理论及实证分析基础之上,对中国合理利用FDI以促进工业集聚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第一,加强FDI与国内经济之间的联系,防止FDI转移对国内工业集聚产生不良冲击;第二,调节FDI的行业及地区分布,有效发挥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促进作用;第三,培养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以内资企业为核心的工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