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作协历次作代会中较为重要一次，这次会上首次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并破天荒的采用直选的方式选举理事会成员，因而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并且由于这次会议召开于八十年代中期，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即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为研究本体，主要通过发掘、整理、解读和分析相关的史料，而对作协四大做一个整体性的研究。主要以“作协四大”的各个组织环节为切入点，通过史料的搜集和分析，力求重回历史的现场，进而不断丰富会议的各个细节，尽力展现出一副“作协四大”的全景图。并且以“作协四大”作为一个具体的案例，来探究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文坛之间以及文坛与政治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中将“作协四大”分为四个部分来进行研究，主要通过会议的筹备、会议的指导思想、会议的选举与会议结束后作家与媒体对该次大会的评价与态度来对“作协四大”进行还原。在会议的筹备方面，“作协四大”从首次提出到顺利召开历时将近两年，在两年的筹备期中各个部门成立了多个指导小组对会议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与准备，而这些指导小组往往又分属于不同部门的领导，从而导致了在“作协四大”召开前不同部门对于文坛中某些问题的处理就产生了不同意见。　　而在指导思想方面，“作协四大”首次公开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由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致的祝词中也没有提到“反对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行为在当时得到了与会作家一致欢迎的同时，也为“作协四大”后来遭受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在作协四大的党组成员的人事考察问题上，中宣部、中组部、文艺局以及作协分别或联合成立了多个人事考察小组，这些人事考察小组在作协党组成员的构成问题上时常发生矛盾，并且涉及了作协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同时在作协四大理事会的选举问题上，某中央领导的一句“无效性”带来了作协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的差额民选，而不同的人在这次选举中不同的遭遇也使得他们对这次选举有着迥然不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