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的目标,这是中央首次将“绿色转型”纳入五年规划当中,可见促进经济朝着绿色方向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如何实现绿色转型?新古典学派观点认为需要政策的介入,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所以实现这个目标的逻辑就是:设计适宜的环境规制促进技术进步的发展进而实现绿色转型。但技术进步是存在方向性的,即环境技术可以偏向于污染技术也可以偏向于清洁技术,那么政策设计的目的就不能仅仅是提高技术水平,而是要引致清洁技术方向。本文探究的问题是环境规制应该如何设计才能有效促进环境技术朝着清洁技术方向演进,形成清洁技术偏向效应。探究的过程从改进研究环境技术的经典模型——AABH模型展开,推导出在分散经济条件下未能形成清洁技术偏向效应,但在社会计划者条件下,多种规制工具组合可以有效引致清洁技术偏向效应,在此结论基础上进行三章实证分析。首先,评价当前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作用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将新《环保法》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进行分析,分析得出新《环保法》未引致企业清洁技术创新,即短期内并未形成清洁技术偏向效应。基于这个结论,对企业进出口、企业年龄、企业竞争力、企业所在区域的异质性进行进一步分析,得出了不同企业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这些结论有利于更加全面且微观地研究新《环保法》的清洁技术创新效应。其次,探究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根据中介效应分析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新《环保法》影响企业清洁技术创新既有直接影响效应也有间接影响效应,所以将影响路径分为两条间接影响路径和三条直接影响路径。两条间接影响路径说明:由于新《环保法》的强度较大,所以要求企业立刻做到减少污染排放,但是为了应对这种强度较大的规制,企业会通过“急功近利”的做法,比如购买末端减排设备和技术,或者将污染部门搬迁到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这些行为会导致企业固定投资的增加,进而挤出了企业研发投入,严重影响了企业研发的积极性,从而抑制了企业清洁技术创新。三条直接影响路径说明:新《环保法》对污染减排有明显的作用,但是并未对企业TFP和企业绩效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说明这项规制存在一定的政策偏向作用,仅对企业清洁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析中,发现新《环保法》抑制了国有企业,由于国企是清洁技术创新的主体,所以会对整个清洁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在与其他政策组合作用时,发现高环境补贴与新《环保法》的政策耦合性不强也是抑制作用的直接原因。最后,分析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长期效应。由于新《环保法》这项单一规制的局限性,所以需要引入环境补贴政策作为辅助。从长期来看,导致短期抑制效应的原因都在发生着变化:清洁技术创新效应逐渐发挥、清洁品对污染品可替代性不断增强、多种规制可以有效引致清洁技术创新。基于此,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拟合出在多种规制工具的组合下可以有效引致企业清洁技术创新,形成企业清洁技术偏向效应。综上所述,虽然在我国短期内波特效应的发挥存在一定特殊性,但从长期来看验证了其发生的必然性,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验证“波特假说”的逻辑体系,所以可以将波特效应的发挥描述为一种J型变化的非线性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