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案”与“涞源反杀案”等正当防卫案件引发的争议与关注表明,我国正当防卫案件在防卫限度的认定上存在严重的困境与疑虑。为更好地准确认定正当防卫限度,让正当防卫回归公众认同,应当对实务中防卫限度的认定逻辑进行反思与重构。为此,笔者以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支持,并整理出认定具有防卫性质的989个案例,由理论延伸至实务,由实务回归于理论,进而深入分析。除了导论部分,正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理论检视”,首先厘清了防卫限度标准当中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两者关系,明确采用“二分说”的观点,确定行为限度为主、在先,结果限度为辅、在后的关系;接着介绍了理解限度标准规范内涵的重要理论,先是分析了正当防卫正当化的根据,再确定了认定防卫限度采取的“必需说”基本立场,最后特别解读了“特殊正当防卫”之条款。第二部分“裁判分析”,将目光转向法院判决理由中对防卫限度的认定,发现了在实务中司法者形成的几种固定的判断逻辑,并分析了其原因。首先介绍了案件来源和概况,从时间、空间角度分别分析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案件司法现状以及将其作为认定具有防卫性质案件的整体分析变化趋势。其次,介绍了从裁判文书分析得出的司法中固定的几种判断逻辑:“唯结果论”“对等武器论”“事后诸葛论”“法益均衡论”。最后,分析了形成这几种判断逻辑的原因:一是,传统生死观与实用理性思维;二是防卫限度标准的理解偏差;三是《刑法》第20条第3款解读偏差。第三部分对于防卫限度的司法认定建立以下几个判断规则:其一,“重行为、轻结果”的行为相当性规则,具体包括“行为→结果”的判断思路,“行为人行为时”的判断视角;其二,情境性判断规则,综合多方面因素置身于防卫人所处情境;其三,针对持续性侵害下的防卫限度判断建立的持续性侵害规则。全文通过实务研究发现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并提出改善建议,以期提高司法中防卫限度准确认定的可适用性,使正当防卫制度真正发挥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