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型与高级类人化人工智能产品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呈现广泛化使用趋势。以手术机器人为代表,国家制度体系已经开始确认主体型手术机器人的医疗行为功能。2021年6月,上海市医保局宣布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做手术产生的费用纳入医保范围;2021年9月,北京市医保局宣布从10月1日开始将使用骨科手术机器人产生的手术费用纳入医保范围内。手术机器人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将机器人手术费用纳入医保体系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与人民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优质医疗需求持续攀升之间形成了比较突出的矛盾。基于缓解这一矛盾的需要,我国自2016年起开始大力支持智能医疗的发展,医疗改革出现了智能化浪潮,医疗机器人逐步进入医院,为患者提供便捷、伤害性小、恢复速度快的微创伤医疗服务,但同时也伴随着与日俱增的手术机器人侵害事件的发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趋势的加强,传统的产品责任与侵权责任制度在应对越来越具备深度学习和自主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时,已经开始显露出其不足与窘迫。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并使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厂商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主体化市场准入规制进行探索。基于人工智能功能进化角度,可以将人工智能产品分为弱人工智能产品和强人工智能产品、低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和高风险人工智能产品、人机互助型人工智能产品和自主型人工智能产品等类型。由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和独立判断能力趋强,人工智能产品的法律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从客体型到主体型、从低级类人化主体到高级类人化主体的地位转型愈加明显,人工智能产品监管模式也应相应地发生改变。应当对人工智能产品实施差异化监管,对客体型人工智能产品实施事后责任监管模式,对主体型人工智能产品实施市场准入监管模式。主体型手术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产品主体化的典型代表,主体型手术机器人具有强主体性与独立性特点但也同时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行为风险、损害风险与责任能力缺陷。在对手术机器人进行法律主体地位确认时,应从独立的医疗行为主体和有限的法律责任能力出发,以准入证书形式对其进行人格赋予。区别于客体型手术机器人的事后监督模式,因为主体型手术机器人风险更高、危害性更大、自主决策能力更强,在考虑将主体型手术机器人投入医疗市场时,需要对其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性标准进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审查,包括对手术机器人自身质量及其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商进行满足全面规范化的安全性使用标准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最低技术标准、行为操作规程、人工辅助保障等,并严格执行管控医疗行为安全风险的程序性规范与实质性规范。实施主体型人工智能产品市场准入机制的同时,针对人工智能损害主体责任能力缺失、损害原因识别难度较大、损害结果程度难以控制。为确保医疗受害者的合法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又积极鼓励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的快速发展,我们迫切的需要建立人工智能损害补偿基金和实施人工智能强制责任保险,建立人工智能损害风险社会化分担的特别保障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