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在全国的建立,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被提上日程,“五四”文学的全面革命化改造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更为迫切,无论是在文艺思想还是批评队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话语逐步在与“五四”文学传统的较量中胜出,而一切远未结束,其具体表现在文学实践中便是此起彼伏的思想改造运动。王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转行进入了新文学研究领域,他的转型看似急促和偶然,实则是有其基础和必然性的,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心态、个人兴趣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王瑶转行的内在“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与当时的外部文艺环境一道,成为王瑶新中国之后的学术路径和心态演变的重要因素。王瑶本人的学术经历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和接连不断的文学批判运动而跌宕起伏,他一直立足于自己革命知识分子的责任,运用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对“五四”文学自觉地进行革命化改造。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极“左”思潮主导的情况下,王瑶并没有改变自己被批判和否定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王瑶的心理和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的不以为然式的自信,到内心经历纠葛和思想斗争再到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纯粹的学术问题每每被放大为阶级斗争、政治立场的问题,他的心路历程也走过了从自信——自卑——自我否定的过程。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他的文学思想之所以被屡次批判,既与文艺批评领域进行革命化改造有关,也不仅仅是受到胡风等人的牵连,更与王瑶自身的文学理论上的“缺陷”有关,这里所说的缺陷并不是他知识储备和运用上的问题,而是对毛话语的“误读”所致,也即王瑶在对《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成果的认识和运用上注意到了“历史化”,却忽略极为重要的“当代性”。另外,王瑶对“五四”文学看法上与主流话语也存在很大的分歧,王瑶在对“五四”新文学创作实绩做出评价时,出于对历史尊重的态度,在突出无产阶级思想路线的同时,并没有因阶级斗争的因素而将包含新文学传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作品一概否定,而是在革命和启蒙之间找到了一条纽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种含混的处置方式,在王瑶对“五四”新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分析中有很明显的体现。总之,王瑶的被批判是完成“五四”文学的革命化,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手段,是在“左”倾思想主导下,对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潮的激进式否定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