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是一生为一事的典范,他倾其一生所研究的正义理论,主要体现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书中。他创造性地以“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为预设性前提,提供了一个价值中立的理论立场,一方面使得哲学研究摆脱了为现代学者所诟病的人性论和先验论假设,另一方面,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套路中解放出来,赋予两者以道德和价值判断为内容的实质性内涵,恢复了它们作为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同时,通过“反思平衡”,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获得了正当性。在《正义论》中,它被视作现代民主社会的普遍性道德命令,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它变成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重叠共识的核心。本文力图通过还原《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主体内容,来阐释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如何从一种道德哲学过渡到政治哲学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重点论述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政治的正义,并且指出,原初状态是两者论证的共同起点,也是罗尔斯的正义观得以合理过渡的保证;现代宪政民主社会的“理性多元化事实”是罗尔斯正义观转变的起因;“重叠共识”概念的塑造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关键性步骤;将公平的正义理念的道德价值内涵剥离出去而使其仅成为社会公共政治生活的共识则是这一转变过程的最终成果。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导论部分扼要地叙述了西方正义观和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以及罗尔斯写作的时代背境,指出启蒙运动时期以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主要思想源泉,对自由和平等的不同解读构成了与洛克相联系的“现代自由”传统和与卢梭相联系的“古代自由”传统。这一分裂造成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阵营内部持久的动荡。在时代背景方面,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占据了那一时期哲学研究的主流,它们仅从形式方面探讨道德陈述和命令的逻辑和语义关系,而不太关心现实的道德问题,以至于学者发出“政治哲学是否已经死去”的疑问。与此同时,功利主义在现代道德哲学中一直占优势地位,然而功利主义认同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这与人们的直觉正义感相悖,也不符合自由主义所捍卫的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的原则。因此,罗尔斯发展出了正义的两原则,不仅合理地融合了自由与平等,而且对功利主义予以了坚决的批判。第一章力图还原《正义论》中的“原初状态”和正义二原则。“原初状态”是《正义论》的逻辑起点,本文试图表明,作为“原初状态”核心内容的“无知之幕”的设置,并不会使正义原则导向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导致排除或者贬低诸如仁慈、友爱等共同体情感的价值。恰恰相反,这种设置提供了一种弱的价值观立场,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最低标准的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并不排斥对共同体价值的选择。在对正义二原则的论述中,本文重点阐释了“差异原则”,因为正是这一原则融合了自由与平等间的裂痕。为了证明这一原则的正当性,罗尔斯区分了“我之所是”和“我之所有”,抽象出了“占有主体”的概念,将个人的天赋和才能视作社会公共财产,因此依天赋才能而进行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应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但占有本身无法成为权利的基础,因为占有是一种偶然性的事实,而且是弱的而非强烈性的、持续性的事实,因而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为解决这个问题,罗尔斯区分了“应得”和“合法期待”,认为“应得”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对权利的“合法期待”。与此同时,在“占有主体”的概念中,自我优先于其目的,而自我总包含着言论自由、良心自由等基本自由,这一基本自由体系便优先于主体对不同的善生活的追求,也就是说,正当(权利)优先于善。这一观念是自由主义区别于社群主义的关键,也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始终坚持和力图证明的理论立场。第二章力图还原《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的正义”和“重叠共识”两个理念。罗尔斯首先假设“理性多元化事实”是宪政民主社会的永久性文化特征,社会成员无法就普遍的道德和价值问题达成共识,而只能也必须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安排取得一致,这是政治的正义问题产生的背境。在《正义论》中,正义原则已经被证明是正当的、可被理性的人普遍接受的,因此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便自然地取得了安排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的地位,这也标志着正义原则从道德哲学转为一种政治哲学。“重叠共识”理念试图回答一个以“理性多元化事实”为特征的宪政民主社会如何保持其统一和稳定的问题,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重叠共识是否可能?也即政治领域的价值是否可以压倒任何可能与之相冲突的价值?罗尔斯指出,政治价值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并具体规定着政治和社会合作的根本目的,因而是极为重要的,不能轻易僭越的。如果社会成员认同这一点,便可以通过“宪法共识”而达致“重叠共识”,进而实现理性多元而又和谐稳定的社会理想。本文的结语部分总结了《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指出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以一种价值中立的路径取代了人性论、先验论等哲学研究方法,开辟了一条新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的道路。同时,现代社会因多元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了深刻的分裂,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仅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法,同时也启示了一种研究路径,即在政治上达成重叠共识以实现社会之稳定。这体现了罗尔斯退出道德理想,返回政治事实的品格。在最后,本文针对两个问题——《正义论》能否合理过渡到《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如何看待正义理论从伦理的层面转移到政治哲学的层面——试图作出自己的回答。对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政治哲学的立场必须是公共理性的,它不关注人的行为的善恶价值,而仅要证明社会基本组织结构的正当性。因此,它需要摆脱纯粹个人事实,而“无知之幕”的理论预制便是合理的。“原初状态”并不能构成从《正义论》过渡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障碍。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对现代社会政治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理解,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会有不同的结论。但是本文认为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并不利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本身的发展,尤其是在当代的理性多元化社会。但是无论对这种关系作出何种评价,都是基于一定的价值立场,而这恰恰是罗尔斯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所要守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