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按时代顺序分六章，对中国各个时期的茶文化作哲学寻根式的追索，对中国茶文化的变迁进行思想史式的考察。以期寻找出各个时代中国茶文化的思想之根，勾勒出中国茶文化变迁的思想史线索。　　第一章：先秦时期茶的相关问题及其文化意蕴流变。不能抽去其中潜在的精神因素，将旧石器时代人与茶打交道的行为仅仅视为疗疾和果腹这种单纯的事实。在图腾时代，人与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联系，其中也早已有了精神内涵。笔者借用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观点，指出在“原初丰裕”的时代，茶是作为大自然的馈赠之物而直接交付于每个生存者手上的，这是个人与自然面对面的直接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着大自然赐予人的丰裕和人对大自然的敬畏。茶在当时并非是上贡周王之物，“园有芳蒻、香茗”也不能作为当时巴蜀就有茶叶栽培的证据。茶从代表“原初丰裕”的自然馈赠物向“贡品”的转变，使得茶的意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旦茶转变为“贡品”，茶就成了等级划分的标志，茶就是属于极少数奴隶主个人的私有物品，而非人人共有的自然馈赠，“原初丰裕”的状态被打破了。同样利用茶的人也因为纳贡与受贡的关系而变成一种统治与依附关系，人不再依附自然，转而依附政治。　　第二章:从清俭到风流——汉魏六朝茶文化精神的发展变化。“俭”的观念所面对的是“经济人”的假设，在这个与原始时代相比过于现代化的假设里，“原初丰裕”变成了“原初不足”。人只有认可“原初不足”的假设，才有“俭”的必要。“俭”的背后是对“道法自然”的深刻信仰。茶之俭德的确立背后的社会学背景就是“士”这一阶层的发展壮大。《后汉书》多以“俭”来对士人进行褒评，魏晋之时，去汉不远，因此才有“陆纳仗侄”的故事。茶文化在两晋南北朝走向风流一路，原因就在晋人对自然和自我的双重讴歌。茶在道教当中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道家道教思想对茶进行了文化包装，重视性命双修和思慕仙道境界的道教徒给茶贴上了“仙药”的标签，因此提升了茶的品格。　　第三章：儒家文人生活美学的侧影——论唐代茶文化。全唐诗中的茶诗多僧俗交往题材，道俗交往题材很少。其原因就在于高深精湛的佛教理论，再加上南宗禅法将信仰和世俗生活等同起来的观念，无疑吸引了士大夫去亲近和信奉。而道教的重玄学说则基本上是从佛教而来，道教的本质还是长生求仙信仰，而长生求仙的修行活动，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去成办，因此大多只能在皇室流行，一般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是没有办法办到的。道教对唐代茶文化的影响其实更大，但因为极其隐秘自然所以不凸显。虽然全唐诗有关茶的诗作中多僧俗交往题材，但道教审美却润物无声般地渗入到了诗人的生活中去了，不仅儒家士子，甚至连僧人本身，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仙道生活理想，乐于通过道家道教给予的丰富的想象力，将一时感受到的舒心惬意想象成为一种仙家无忧无虑，与自然同在的美好生活；同时也乐于隐逸山林，模仿仙道生活，践行一种颇富道教色彩的审美式生活。唐代的茶文化是一种生活美学的确立，这种生活美学是以儒家“乐（读le）”的精神为内核的，佛教与道家的因素只不过是营造这一生活美学情境的资源。禅的态度就是直观与承当，在禅的态度下，所谓茶禅一味就是指“茶，独化于玄冥之境”。　　第四章：斯文在兹：论茶的国饮地位在宋代的确立。崇文与尚质，就是唐留给宋的两个遗产，而文与道之间的关系，就是唐留给宋来解决的问题，宋代之学，就是基于两个遗产，应对一个问题而产生的。欧阳修所秉持的文道并重的观点影响了苏轼，也正是这种文道并重的观点开启了宋代文道统一的学术。苏轼所代表的蜀学代表了宋代文化的最高峰，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从欧阳修发展到苏轼那里，实现了真正的文道统一，这种统一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了的，苏轼本人的个人修养以及文艺成就足以表明这一点。以苏轼为核心而形成的元祐文人集团是宋代茶文化的践行代表。从哲学上来讲，文道统一观念作为宋代文化的根本精神，才是宋代文艺兴盛、茶文化兴盛的思想基础。在两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既大宗，又有高文化附加值，又属宋朝所独有的物品，就非茶莫属了。这一切和文道统一观念，文化正统观念结合起来，就使得茶在当时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饮，而茶饮文化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宋代文化代表。“重视心性、重视个体、重视世间”是宋代文士精神的特点。宋代茶诗以俗为雅，偏重叙事，从侧面对宋代的茶文化精神有所呈现。宋代饮茶生活并非安顿身心的事业，而是身心安顿的体现。饮茶生活如果只是安顿身心的事业，那么饮茶只是一个通道和方式，并非终极的解脱；饮茶生活如果本身就是身心安顿的体现，那么饮茶与解脱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才合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本意。　　第五章：真正走向人间的明清茶文化。明中晚期及以后社会变迁有三个特征：首先是是市民阶层的兴起，二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流动性加大，三是整个社会为人文主义思潮所感染，为市民阶层所统摄。由于明中晚期社会、经济、思想的变化，以往作为茶文化实践主体的文人们融入到市民阶层中去。以往由古典文人所主导的中国茶文化转而由市民阶层所主导；以往富有“道”之内涵的中国茶文化转而更具民间性，以服务市民阶层，以愉悦身心为旨归；唐宋以来付诸于茶当中的形而上学意味淡化了，转而更具有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特征。明代文人茶文化较之前代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一淪便啜”撮泡法的创立，其次是专业茶室的营构。明代文人茶文化已经没有了前人饮茶悟道的特色，而更具有博物娱乐的特征。茶馆茶文化是明清市民阶层茶文化的代表。茶馆是一个微观世界，透过这个微观世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观察一个时代的社会全貌。茶馆这一物质空间已经成为社会公共空间，并赋予了政治的重要意义。茶馆象征着地方权力，有茶馆的地方，就有民主和对抗。中国茶道对水的重视是因为中国古人历来就重视水，赋予水特殊的功用和含义。先哲们重视水，他们对水的理解形成一种理解背景。后代茶人生存于这种理解背景中，不能摆脱这种理解背景。正是这种理解背景造成了茶人对水的重视与主观理解。水为中国道论提供了原始本喻，反过来，中国道论又为水提供了丰富的内涵。这种交互作用，使得水不仅仅是现代人理解的化学物质和生活必需品，而是万物的奠基，道的模本，富有灵性，上可存寓天道，下可化育万物的东西。古人眼中的水和今人眼中的水不同，古人眼中的水是灵化的，有伦理意蕴并能对人之身体与德性都能产生作用。作为传统博物之学的古代茶学围绕一个茶字，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艺、水、宜、事、文。而现代茶学则将茶从本来丰满鲜活的形象中抽离出来了，博物之学视野中的茶变成了科学视野中的茶。古代茶学所表现出来的博物学特点有四：一是秉持自然有灵，物类相感的观念；二是重视不能量化，只能“存乎口诀”的“候”与“宜”；三是采用等级分类的方法；四是古代茶学教育与传承重视“史教”、“身传”、“自修”的结合。　　第六章：现代科技话语下的茶文化研究。古代人观念中的茶是附魅的，而现代人观念中的茶是被“祛魅”了的。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的“数学筹划”方式和“座架机制”是这种“祛魅”得以发生的原因。“祛魅”活动导致了看待茶的观念的转变，在这种对象化的观念下，茶被视为“特殊的质料和形式的结合”与“感觉多样性的统一体”。现代茶文化之所以徒有其表就在于茶尚处在被“祛魅”后状态。对茶文化的提倡首在茶的“复魅”。不能离开人来谈论茶。茶与人互相缘构，作为活生生的缘构境域而存在着。茶·人缘构，澄明在焉。作为一种艺术的茶建立一个茶的世界，制造一个茶指引出的大地。这个过程，人参与其中。这个过程，是诗性的创造，也是诗性的道说。道说和倾听，是茶·人缘构的具体方式，倾听而不执着于命名，是人栖居于茶之世界中的应有态度。应该引进现象学的方法进行茶文化研究，必须在茶文化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